元武宗为什么要大肆尊崇孔子?尊孔另有隐情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4-04-16 13:56:25编辑:wangli

元武宗为何“尊孔”?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为什么加“大成”二字呢?因为孟子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元代儒臣阎复对此解释说:“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阎复因而赞叹道:唐、宋对孔子的徽美之称,“孰若我朝取孟子之言为准,以圣誉圣之深切著名也!”

从字面上看,元朝对孔子的尊崇确实超越了唐、宋两代。而且,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不是采行汉法的元世祖,也不是汉文化修养较深、倾向进一步推行汉法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等皇帝,而是汉文化修养最浅、最为保守的皇帝之一元武宗。似乎是,连元武宗都如此尊崇孔子,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确实是很高了!元武宗真的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吗?

元武宗从十几岁起就镇守漠北、与海都、都哇等叛王作战,因而他所受多少汉文化教育甚少,对中原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相当隔膜。在武宗朝,无论是政治制度、官员任用还是文化政策都偏离汉文化的轨道,比如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多用其潜邸之旧人或怯薛人员,而颇具汉文化修养、熟悉中原传统王朝统治制度的(中央)官员则多受排挤。政府中汉人官僚不仅少,而且职位低,一、二儒臣所起作用甚微。而且,武宗嗜酒好色,史称他“惟曲蘖是沉,姬嫔是好”,就是整天沉浸在酒糟和温柔乡之中。这样的皇帝会尊崇孔子,并发布加封孔子尊号的诏令,岂不是奇也怪哉!原来,始作俑者是武宗朝儒臣、翰林学士阎复。

阎复字子靖,山东高唐(今属山东聊城市高唐县)人,少时曾师事名儒康晔,元世祖忽必烈时用名儒王磐荐,供奉翰林院,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翰林学士,并历官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廉访使等职。成宗时阎复曾上疏建言在京师建宣圣庙学,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祀田五千亩。可知阎复是对孔子和儒学感情极深的儒臣。

      大德四年(1300年)阎复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阎复仍拜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元代的翰林院是职掌起草诏书的机构,大德九年升为正二品。阎复是翰林院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阎复在武宗至大三年所作的《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中说:“大德丁未秋,近臣传旨,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臣复承乏翰林,获预其议。……宜加号。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继已颁示天下矣。”可知阎复是加封孔子尊号的倡议者之一,更是加封孔子制诏的起草者。

武宗能接受阎复的倡议,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与阎复支持武宗争夺皇位有关。武宗的即位诏书就是阎复所撰,诏书内称武宗“世祖曾孙之嫡,裕宗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极力吹捧武宗争夺皇位的“正当性”与“合理合法性”,可见阎复与武宗的关系比较密切,能得武宗信任。更重要的是,武宗为孔子追封尊号是为了维护蒙古对中原汉地的长久统治。

由阎复撰写的《加封孔子制》称:“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可知其借助加封孔子尊号以粉饰文教,淡化武宗朝倒行逆施的政治,笼络汉族官僚和士人,维护其统治。“尚资神化,祚我皇元”,才是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真正目的。

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借助孔子的纲常礼教,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处理他和皇太子也是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关系,让爱育黎拔力八达遵守“君臣之义”,对他效忠。因为武宗的皇帝宝座本来是他弟弟抢来的,他凭借强大的武力逼迫他弟弟拱手让出。

      1307年,元成宗死后,因成宗子、皇太子德寿早夭,发生皇位继承危机。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把持朝政,试图拥立安西王阿难答为皇帝。被流放到河南的答己和其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秘密回大都(今北京),依靠右丞相哈剌哈孙和汉人侍从李孟的谋略和协助,发动流血政变,一举肃清卜鲁罕皇后及其党羽,夺得皇位。但是答己的长子海山军功卓著,有众多将领和蒙古诸王贵戚的支持,以强大兵力相威胁,在上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武宗。不久,立其弟爱育黎巴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但是,由于武宗与皇太子所受教育不同,政见也相左,矛盾冲突、政治斗争在所难免。武宗尊孔的目的之一正是用孔子的“君君、臣臣”纲常礼教制约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武宗听从阎复们的倡议,通过诏书的形式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对元帝国继承尊孔崇儒的传统无疑有其积极意义。那么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吗?其实不然。武宗朝政治以封爵太滥为特点,对诸王贵族滥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屡加官爵,滥封遥授。就连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觝屡胜”,也遥授平章政事;皇太子乳母李氏还被封为寿国夫人呢。当时的儒臣张养浩批评说:“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武宗时期王、公之类的封赠如同儿戏,如同后世大师封号之泛滥。在这样一个封赠泛滥的时代,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号值几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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