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九一八”叛国内幕: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4-04-25 13:39:26编辑:xuyajun

溥仪“九一八”叛国内幕:他三岁登基,在辛亥大潮的翻涌中三次上下龙椅,后成战犯,再变公民……他就是中国的末代帝王——爱新觉罗·溥仪。

在长春东北角的伪满皇宫,就见证了他的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时期的傀儡皇帝。

伪满皇宫,占地13.7万平方米,原为民国时期负责盐务管理与运输的吉黑榷运局所在地,是溥仪充当伪满时期傀儡皇帝时的宫殿。

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咸(闲)龙一条。”

一语成谶。

时下,来到伪满皇宫。除了那段被人熟知的傀儡历史,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缉熙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

而在人们心头萦绕的是: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更能还原溥仪复辟梦的破灭。

粉墨登场

请愿和出山都是日本人安排的

1931年11月,溥仪是带着日本人 “皇帝”的承诺,从天津逃到了旅顺,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日本人的这个承诺,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有详细的记载。

1931年10月份,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亲自与蜗居于天津日本租界静园中的溥仪进行“建国”会谈。

“这个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溥仪最关心的。

土肥原言之凿凿:“这是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个问题嘛,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土肥原敷衍道。

“不!”溥仪强调,“如果是复位,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

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点点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而实际上,溥仪甫一踏上东北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内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别区代表葆康等六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溥仪出山就任伪满的“国家元首”——“执政”。

溥仪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说,就任执政“兹事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

六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地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严词”拒绝。六人没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3月4日,一个32人的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3000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3000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

溥仪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一年”。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就这样,在旅顺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溥仪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对于这段历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有个评价,他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帝王之梦

溥仪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1932年3月8日15时,溥仪的专列开进长春车站。

一走下车厢,对于那些整列相迎的日本人和伪满新贵,以及礼炮、仪仗队之类,溥仪并不觉得怎样。

当见到站台一侧扯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吉林八旗旧臣迎大清宣统陛下”几个大字,旗下跪了黑压压一大片穿着长袍马褂的人,口口喊着“皇上万岁”时,溥仪哭了。

后来,溥仪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一眼看到那些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使我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官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

当年的4月,溥仪就搬进了由吉黑榷运局所改建的“伪满皇宫”。

坐落在长春城北的这座“皇宫”,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气势上,都和北京的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就是在这个距离北京紫禁城两千里之外的“新皇宫”,溥仪相信自己已经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机会,他深信自己可以借助日本的力量,再一次复辟大清。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时正值“春秋鼎盛”之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复辟大业”,曾对陈曾寿发誓说:“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于是,溥仪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自己的“金銮殿”确定了名号。

日本阴谋

定“都”长春更名为“新京”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

定“都”在哪里?

日本人内部吵得很激烈,有四地进入待选: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长春。

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长春,成为伪满“首都”后,就有了一个伪名字:“新京”。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作家钝田研写过一部历史小说《满洲建国记》,其第三卷《新京》记载,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第一次会议。

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部长驹井德三主持会议。

会上,驹井德三向在座的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啊?”驹井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

“叫‘复京’也不错嘛!”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此人不仅投靠日本卖国求荣,且一心向往恢复大清帝国,偏爱“复”字。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仍由驹井主持的第四次伪国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这时又有人提出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

郑孝胥则抬出溥仪来达到“一言九鼎”的效果:“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异议。”

就此决定把长春更名为“新京”,次日发出布告。

其实,在“新京”、“复京”、“盛京”三者之间,可供日本人选择的只有“第一个名字”。

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方早已为“未来的新国家”定位:它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也不是清朝的延续,因此绝不能使用“复京”之名。至于“盛京”一名早已有之,即清兵入关前的满族故都沈阳,入关后称为“陪都”,当然不可以移植这样的地名。

再走过场

第三次登基称帝

溥仪虔诚地相信,这个皇位是向复辟中国皇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能见证他这种信心的是伪满皇宫兴运门的建成,时值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皇帝前夕,溥仪认为自己即将成为九五之尊,便命人在其门楣上雕刻二龙戏珠图案,并亲自将其命名为“兴运门”,希望国运从此兴隆。

但是,他的这第三次登基,却当上了傀儡皇帝。

伪满康德皇帝“登极”大典共有三种仪式:郊祭仪式、“登基”仪式和飨宴仪式。

郊祭仪式即在杏花村(今文化广场)搭台祭天,由于日本人强调伪满帝国并非“后清”,不允许他按《大清会典》旧制办,所以这次溥仪争得能亲率宫廷仪仗队到搭天坛的地方——杏花村去举行登基祭天礼的机会真不容易,他当“康德皇帝”的十几年中也只有这一次!

据可靠史料,溥仪宫廷仪仗队出宫以后,经长通路、七马路、朝日通(今上海路)西行,至日本驻伪满总领事馆大使官邸前,直向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进发。

车队通过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后西行,8时15分到达杏花村顺天广场内郊祭场(今文化广场),这里用土垒起天坛,借以举行郊祭典礼,也就是告天即位古礼。

溥仪为了这一天,甚至早就派人从北京偷偷将光绪帝的龙袍带到了长春。然而,日本人却一定要他穿“大元帅”礼服。争来争去,各让一步:祭天行礼时穿“龙袍”,礼毕换装,着“大元帅”礼服下坛返“宫”。

8时30分开始举行祭天礼,溥仪身穿龙袍,从捧玺官手中接过国玺,交给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礼成。

而就是日本许可他穿戴清朝皇帝龙袍,举行登基祭天大礼,着实令他多了一番想入非非。

当天中午又在勤民楼二楼正殿举行“登极大典”,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登极为“满洲帝国皇帝”,改年号“康德”,“执政府”改为“宫内府”。

野心勃勃

组建自己的“护军”

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溥仪也深深地感到日本人的不可靠,想要复辟大清,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筹划“十万精兵入中原”。

为此,他私下出资派遣自己的亲信十余人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研究军事战术,以备他日之用。再者,将自己的护军共300人,加强训练,全副武装并试图扩大。

护军,原本就是溥仪的保镖。可是,溥仪来到长春后,这支伪满特殊部队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溥仪心里也清楚,他要真正拿回在自己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而不是仅仅依靠狼子野心的日本关东军。扩大护军是他就此迈开的第一步。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回忆说:除了我由天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之外,我还在当时从内蒙古、北京等处共招来约三百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之类的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施行。当时任伪“统领”的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两个队长都是拿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让我的心腹喽啰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

起初,日本人对溥仪身边的这几百名“保镖”并未在意,不过时间一久,狡猾的日本殖民者发现这些保镖成了他们控制溥仪的障碍,于是想方设法修补漏洞,扼制护军的发展。

日本对伪满护军的种种限制,终于酿成了数年后的“大同公园事件”,给日本关东军提供了打击伪满护军的绝好借口,以中日军人冲突为由,解散了溥仪的护卫部队。

帝宫新生

原基址建成“地质宫”

1940年6月,溥仪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日本人藉此强迫溥仪放弃中国祖先崇拜的仪式和遵循的儒家学说,采用日本的官方宗教——神道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教。

在归途的车上,溥仪“忍不住地哭起来”。溥仪写道,在“建国神庙”向日本天照大神祈祷,比亵渎他大清祖宗坟墓更令其羞愤,更令其厌恶。

为了抚慰伪帝,这一年,规划多时的新皇宫终于动工了,日本人提出以北京故宫为直接参照,总计占地52万平方米。

根据中国古代宫廷“前朝后寝”的传统模式和北京清宫坐北朝南的布局格调,精心设计了建设方案,把新皇宫正殿前占地约14公顷的区域,规划为至少容纳30万人的“国都广场”,作为国民遥拜伪皇帝的场所。

新皇宫东西两边南北走向的大街,分别取名叫东万寿大街和西万寿大街,溥杰的住宅即坐落于西万寿大街117号,正是新皇宫的右侧。

新皇宫正殿前面,则是广阔的“国都广场”(今地质宫楼前广场),作为国民遥拜伪皇帝的场所。广场南横跨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的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街心建有美丽的绿化长带,随着季节变化而有不同花木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大街两侧便是伪国务院和各部办公大楼。

新皇宫原计划8年建成,到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物资匮乏,水泥、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更为紧张。

在太平洋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不要说新皇宫的建设,连悬于旧皇宫大厅的吊灯上的黄铜、铺设在宫内的地毯及一切装饰物中的白金制品,通通作为“军需品”捐献给“大东亚圣战”了。

溥仪不停从外电广播中感受到日本帝国颓败的迹象。

1945年8月11日,原子弹在日本长崎扔下的第三天,溥仪和弟弟溥杰以及部分宫廷人员离开了寄居13年的伪满皇宫,登上了驶往通化的火车。因为苏军的空袭,火车被迫改道至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

1945年8月17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一处日本铁矿公司的日式住宅里,溥仪最后一次用印,颁布退位诏书,在仓皇北顾中,结束了这场持续14年的赌博。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按照中国古代建筑风格设计,在伪满规划建设的“皇宫”原基址上,兴建起一座绿色瓦顶宫殿式建筑,名为“地质宫”。原先规划的52万平方米面积,现在是长春的文化广场,与新民大街上的伪满八大部大楼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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