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神秘的和尚军师姚广孝:如何促朱棣成帝业?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4-05-14 11:53:16编辑:lijian

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身披袈裟的和尚,又被称为出家人,这种人应当是远离尘世,不理纷争,潜心佛门,诵经修行,以成正果。可在中国,有些事情就是怪,佛门经常与官场搅和在一起。有的最高掌权者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偏要舍身事佛,如梁武帝萧衍。他迷信佛教,著佛书数百卷,大肆兴建寺庙,自己吃素食,断荤腥,绝女色,早晚都要到寺庙礼佛讲经,还几次入寺做和尚,急得大臣拿出四亿钱将其赎回,最后也未能修成正果,活活饿死。武则天也当过尼姑,后来从尼庵直接选入皇宫,但她的佛教情结始终未断,又将自己的姘夫安排到寺庙落脚,也不顾佛门戒色的清规戒律。朱元璋就是和尚出身一跃成为皇帝的,上行下效,明朝有些和尚也就特别热衷权势,如姚广孝。

姚广孝十四岁时便出家了,法名道衍。他本来应该远离红尘,去那深山古寺,伴着黄卷青灯,度过那诵经坐禅的冷寂生涯。可他偏偏是个极不安分的角色,热衷世务,追逐功名,周游于声色繁华之地,出入于王侯将相之家。

当时的明王朝处在一个极为敏感的历史时期。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有鉴于元朝强臣跋扈、皇室内部争夺激烈以致传国不久的教训,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大肆杀戮功臣,免得这些人在他死后为非作歹。他晚年两兴大狱,被杀的文臣武将达三万余人,当年随他起事、立过殊勋的故旧几乎被诛杀殆尽。一是大肆封王建国,将他的儿子全都封到各地为王。他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另外两个儿子早死外,其他二十三个儿子,都有一个不小的封国。他们在自己的封国之内,有臣僚,有武卫,俨然是一个个小皇帝。朱元璋以为,待他死后,太子朱标继位,坐镇京师,居中统摄,其他众兄弟各守藩国,四方拱卫,朱氏的江山便可牢如铁桶,安如磐石了。哪知他精心培养的朱标却是个短命鬼,竟然先他而去。为了避免众多儿子由于觊觎大位而起纷争,朱元璋干脆撇开儿子一辈,而将朱标的长子、他的长孙朱允立为皇太孙。父死子继,他这么做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他以为这样一来儿子们当无话可说了,殊不知,这却种下了祸根。一场皇位之争在暗中酝酿着。

姚广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识了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由于上面三位兄长已死,他便排名最前。他生性坚毅沉雄,足智多谋,在打江山的年月,他立功最大,名望最高,还颇为朝野所推重,连朱元璋对他也另眼相看。立国以后他被封为燕王,朱元璋将消灭元朝残军、守卫北部边境的重任交给了他。

朱棣也听说过姚广孝的大名,见面时便打趣要同姚广孝对对联,他出了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即冰字)”,这完全是文字游戏,姚广孝对的是:“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这话可就大有深意了。朱棣心领神会,便向他请教国事,姚广孝便直接向朱棣劝进,说:“大王骨相非凡,英武冠世,如今诸王各怀异心,皇太孙柔弱,愿大王善自珍重。如若大王能令老僧随同至燕,老僧一定奉送一顶白帽加于大王顶上。”

“王”字上面加一“白”,便是皇帝的“皇”字。朱棣即将他视为知己,将他携至北平,可他却又不愿做官,依然是身披袈裟,胸垂念珠,一副僧人打扮。朱棣也只好由他,便在王府旁边特地给他建了一座庆寿寺,从此他便成了王府的座上客、朱棣的心腹谋臣。

朱允炆登基后,辅佐大臣黄子澄、齐泰等提出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削藩,而且动手很快,众多藩王被废黜为庶人,其中湘献王吓得自焚而死。朱棣不免惊恐,向姚广孝请教对策,姚广孝力主起兵夺权,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至此拉开,史称“靖难之役”。这一仗打了三年,姚广孝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战场大事,如是攻是守,是进是退,朱棣全都派人向他请教,他是朱棣主要的谋士。到了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大军进入南京,七月即皇帝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由于他年号为永乐,又称永乐皇帝。

至此,姚广孝所说的“戴白帽”终于应验。他自然也就成了朱棣的第一大功臣,被授以资善大夫、太子少师的官职,他那个“广孝”的名字,也是由朱棣此时赐给的。但朱棣同他谈话时,并不称他的名字,而是以“少师”的官衔相称,以示敬重。本来朱棣还命令他留发还家,他没有答应,平时还是居住在寺庙里,上朝时是官服官帽,退朝后依然一袭袈裟,终身保持着亦官亦僧的特殊身份。

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辅佐朱允炆的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等,在这场帝位的更迭中,由于始终忠心耿耿于朱允,最后都难逃一死。在这种皇权易手之际,臣下的选择实在是十分艰难的。这批人的命运,也正如本书书名所述—险象环生。

在这种改朝换代之际,处境最为尴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义及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出处行藏之则的臣下。拉旗造反的头儿们,如刘邦、杨坚、李渊、黄巢、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倒是无所顾忌,成者王侯败者寇,豁出命去赌一场。亡国之君们,如刘禅、孙皓、陈叔宝、李煜、赵佶、赵桓、朱由检等,更是别无他法,气数已尽,在劫难逃,只好拱手将江山让给别人,至于自己的生死存亡,节烈点的以身殉国,如朱由检,但几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人则是听天由命,完全将自己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无所谓,自古以来,只有所谓“忠臣”,没听说有什么“忠民”,无论谁掌权,他们都是耕田种地,当差纳粮。掌权者管得松点,他们能吃上口饱饭,过上安生的日子,他们便是顺民;被掌权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乱民。唯独臣下,一个“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他们。“一臣不事二主”,这是臣下必须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至于这个“主”是个什么样的,是昏是明,是残是暴,可以不必管他;而在这个“主”的统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无须放在心上。原来所谓的“忠”,只是忠于君,忠于上,而非忠于民,忠于下。如果那些被暴君压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胆敢犯上作乱,臣下就得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扼杀。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臣下都是这样做的,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官方和正统史学的肯定、赞扬;如果有人对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响应,那就是乱臣贼子,就会被官方和正统的史学所否定,遭到口诛笔伐。

但是,明朝的这场皇位之争有点例外。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原本是一家人,这可让臣下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认既成事实,选择了维护旧主。当时做这种选择的,有一大批人,仅李贽在《续藏书》中以“逊国名臣”名目开列的,有名有姓的就有约两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株连而死的竟多达两千余人。因为一个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也真令人惊心动魄!但也有些人做了另一种选择,即拥立新主,除姚广孝外,还有不少是明惠帝所倚重的大臣。当朱棣打到南京时,开门迎降的便是原来受命讨伐朱棣的大将军李景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纪事本末》也没有将他列入奸臣名单。

同是一个时代的人,都堪称是当时的精英,身后之名都不差,但生前的遭遇却是天地之判,为什么呢?原来,即便在同一个时代,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千差万别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前面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需要奴隶,不需要英雄,也是不准确的。任何时代,都可能既出英雄,也出竖子;既出大贤,也出大奸;既能得福,也会受祸。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同一个时代,也可以造就不同的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认识时代,如何去适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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