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于是上行下效,朝野内外每日酣歌宴舞,通宵达旦。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其祖父——明世宗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秀女,一天就娶了九个嫔妃。而且,朱翊钧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朱翊钧宫中有十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小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为“十俊”。有的笔记中说他还爱“吸大烟”,爱好可谓广矣。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恋郑贵妃,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还在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
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有着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部九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从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朝政运作的效率。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时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