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杀入紫禁城的农民起义：天理教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大兴县宋家庄有个无赖叫做林清，吃喝嫖赌样样行。
林清在市面上干过许多活计，在药肆当过学徒，在宣武打过更，做过黄村书吏，和人开过茶馆，拉工程收过中介费，结果不是因为嫖宿就是终日赌钱亏了本，都没有干长。在皇城根混不下去后，林清又去苏州讨生活，在粮道衙门、丹阳县衙给长官当随从。但是他恶习不改，“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案发后，官府要将他绳之以法，林清赶紧潜逃，隐姓埋名在运河做纤夫拉船，逃回宋家庄。回到北京后，林清先和一帮无赖少年贩鹌鹑，再和在衙门认识的王将军家人开雀鸟铺，后来因为分金不均、奢用无节制，被合伙人赶了出来。至此，林清彻底被生活抛弃了。
这样，林清就不幸成了流氓无产者。走投无路的林清此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加入邪教坎卦教。
根据日后官府对林清的调查，林清此举只为敛财：“我先前入教，原希图敛钱。”坎卦教跳大神卖符水，骗骗村姑民妇绰绰有余，但骗不了林清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老流氓。社会真是一所大学，林清作为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坎卦教里明显不是受苦受难的一般徒众，而是骨干精英和头目分子。林清甚至在入教后不久就成为了坎卦教的教主。他是怎么当上教主的呢?结论是：连蒙带骗。坎卦教的首领叫郭潮俊，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被人告发。估计是涉嫌非法集会或者经济诈骗等乱七八糟的罪名，并不严重，重要的是林清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保定官府。坎卦教的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邪教群龙无首，林清命大最先被放了出来，就奇迹般地做了教首。另一种说法是，郭潮俊这个教主性格怯懦，遇事畏缩，年纪也很大了，邪教中原来就酝酿着“倒郭风潮”。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来，显示了勇敢能干乐于出头的一面，被推举为新教主。林教主苦尽甘来，终于吃穿不愁，能吃香喝辣了。
一个人从社会底层跃升到一定的高度，掌握了相当的金钱或者权力后，难免心理不正常。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膨胀，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能办到，想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从底层来的顶级富豪总想垄断某个行业，操纵市场，或者插手政治，结识权贵，把手伸得太长太远了。林清取得坎卦教领导权之后，似乎真以为自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教主。既然能力这么强，能忽悠住那么多的教众，那么为什么不能去染指权力呢?
权力欲在林清体内肆意生长。他掌教后，不嫖也不赌了，花费了大精力经营坎卦教，还统一了京畿一带的其他邪教，合建成庞大的天理会。天理教“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有了政治野心的林清还周游天下，联络直豫鲁等省的邪教组织。早年丰富又坎坷的阅历磨练了他的能力，如今显露出了功效。林清成功地将冯克善的离卦教、河南滑县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将势力拓展到黄河两岸，朝着胸中的宏伟目标迈进了一步，也为天理教埋下了祸根。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7年)十一月，林清在大兴黄村召开了天理教领导大会。大会决定在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发动起义，京畿、直隶、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天理教徒同时揭竿而起。
这个起义时间的选择很有深意。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本来应该有闰八月，古代人迷信认为闰八月有灾，所以当时民谣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发”的说法。“黄花满地发”的典故语出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当年黄巢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对官场绝望，就写了这首典型的反诗，扬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满地黄花”从此成了造反的同义词。老百姓迷信，总觉得闰八月的十五，也就是一年中的第二个中秋节要出大事。所以官府改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为次年的闰二月。他们以为皇历改了，“黄花”就不会满地发了。结果，林清等人选择的起义时间在皇历上虽然是九月十五日，但却是老皇历上的闰八月十五日。他们故意选择当年的第二个中秋节来应谶。
考虑到天理教在京畿的徒众少，力量小，领导大会约定直豫鲁三省徒众先行起义，然后抓紧赶到京畿会合，共同打进紫禁城去。李文成就在会上对林清说：“公此间兵少，滑县兵不下数万，仆当选精兵先期诈作商贾，陆陆续续驰至以助公，蔑不济矣!”临行，李文成再次叮咛：“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林清、李文成造谣“世界末日”要来了，唯一避难之道就是花钱买天理教的小白旗，否则劫难一到必死无疑。许多贫民为了避免灾难纷纷入教，林清大肆敛财，扩大队伍。林清自称是太白金星转世，还编出了“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的口号，打造声势。最后，林清连伪装也不要了，干脆出售“权力期货”，约定徒众可以花钱买起义成功后的土地、官职，一百文钱值一顷田地，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双方签合同为据。
等到九月十五日，林清没看到河南山东方向的一兵一卒。
原来，河南天理教起义，保密工作没做好，走漏了消息，官府闻风而动，在九月二日就将李文成等头目抓入监牢。冯克善抢先起兵，救出李文成，占领了滑县。李文成自称“大明顺天李真主”，借将近两百年前李闯王李自成的名号欲成大业。黄河流域的天理教徒四处起义，除了在山东曹县、定陶有所斩获外，大多被地方官府扑灭。天理教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平时只重宣教只会敛财不重训练，真正拉出来造反就不行了，实现不了攻入紫禁城让林清坐天下的宏图伟业。
按原计划，没有援兵，林清不能轻举妄动。但他早已好大喜功，极度膨胀，飘飘入云端了，没有援兵也盲目乐观必胜在前。他还以为攻取紫禁城如探囊取物呢。林清的确有两大有利条件：一是在内宫太监中发展了几个教徒，可以接应;二是当时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围猎，正是紫禁城守备最松懈的时候。林清若指挥得当，原本是有出其不意攻陷紫禁城的机会的。但他把一场起义大事件弄成了闹剧。首先在九月十五日，林清只纠合了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半数还是妇孺老弱，林清从中挑选了可用的七十二人。就是这七十二人，林清还大手一挥，分兵两路进攻紫禁城。不知道林清是完全没有常识呢，还是自信到了如此难以置信的地步?其次，天理教徒众对紫禁城一无所知。部分人攻入宫门后，竟然到处找宫人询问“金銮殿在哪里”?这句话表明，所谓的进攻紫禁城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儿戏，结局可想而知。
一路起义者在宫门处就被禁军消灭，另一路起义者混入了宫门，还在“隆宗门”牌匾上留下了箭头，但在乱窜中被禁军关闭大门堵在了宫中。几名教徒准备逾墙杀出。日后的道光皇帝当时正在宫中读书，急中生智拿起鸟枪射杀了两名教徒。杀到十六日清晨，紫禁城内外的天理教徒被捕杀干净。
不敢亲临战阵的林清于十七日清晨在宋家庄的家中被捕，将来龙去脉招得一清二楚。林教主从云端跌落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切身体会到了能力不足者染指权力的害处，可惜为时已晚。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林清杀入紫禁城案就此结束。这场被称为“癸酉之变”的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杀入紫禁城的农民起义。它导致了天理教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教徒家属都被诛杀。嘉庆皇帝闻变后感叹此乃“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下诏罪己。
天理教起义的社会背景是嘉庆年间直鲁豫三省经济贫困，农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儿号寒，几于无生”。嘉庆十七、十八年，三省天灾连连，农业歉收，官吏不顾百姓衣食无着，加紧催科派差。因此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天理教和林清等人才能蛊惑人心，发动起义。河南各地有“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的民谣。李文成认为这是自己当应的谶语，自称77 “严霜十八子”，以“李自成转世”自居，制造舆论。“严霜”可知，“十八子”则应了明末李自成的谶语。当年宋献策投奔李自成的时候，献上一条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就是“李”字。李自成在河南影响很大，这条谶语流传也很广。李文成就想借用现成的民心资源，结果李文成在河南坚持起义到了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清廷将直鲁豫交界各县杀成了一片血海。
林清杀入紫禁城的看点，除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的野心之路外，还有民谣谶语等口号在起义中的使用。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民谣和谶语就是其中的表现。民谚不用说了，谶语是迷信的人指事后应验的话。从黄巾起义时的“苍天当立，黄天已死，天下大吉，岁在甲子”，到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再到林清等人的一系列的谣与谶，农民起义对它们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它们在组织民众、扰乱社会民心方面很有用。
在缺乏大众教育、底层社会流动不足的古代社会，口耳相传的民谣和谶语的作用惊人。这些话语多少带有真实的信息或者贴近百姓的生活，让人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更多的谣与谶经过了别有用心的加工和传播，体现了部分民众对局势发展的预期，容易获得认可。即便获得不了部分听众的心，起码也在他们的心中投下了一个阴影，达到了预期效果。所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很重视谣与谶。底层百姓从中得到安慰，继续艰难的生活;上层人物利用它们造势，在脸上贴金或者给暗处遮羞。传说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迷信谶语，曾让刘伯温占卜明朝的历数，刘伯温算出来的结果是“遇顺则止”。什么意思呢?“顺”代表什么?朱元璋将“顺”字拆开看，认为是“三百零八”的意思，引申为明朝有三百多年的国运。老朱想想，朱家能坐那么多年的龙椅，也够了。结果明朝不到300年就灭亡了，朱元璋算得并不对。但这谶语却公认是正确的。因为明朝末期遇到了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和关外的“顺治”皇帝，双“顺”临头，明朝的江山能不亡吗?
要杜绝林清攻入紫禁城这样的头条新闻再度发生，治本之法是消灭流氓无产者产生的土壤。这显然难度极大。嘉庆皇帝与其下诏自责，不如加紧对社会舆论的搜集，关注民谣和谶语。王朝可以建立专门的舆情和谣谶部门，对民变不能治本也可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