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自古明君多暴君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颗相似得惊人的巨星—震古烁今的康熙与彼得大帝。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他们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马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他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即使秋季围猎习武，白天纵横奔驰，每晚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真实地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门前去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由于康熙的榜样一直到光绪都坚持下来。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到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彼得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挥舞着鞭子的彼得并不是一味蛮横，他自己就是尽职尽责、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总要着上几场大火，时任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写道：
“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野蛮了!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来的大管家”牛顿对宇宙的认识带动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成为欧陆首强，巴黎成为整个欧洲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此时的俄罗斯人，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多数人活不过四十岁。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平民中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寒冷严酷的冬天来临，人们只好待在屋里用酒精打发时光。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将军的薪俸(他到英国访问时结识一位女演员，分别时只赠给她四千卢布，女演员抱怨沙皇是个小气鬼)。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亚维里深谙为君之道，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铁和血为这段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他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导演俄罗斯高潮迭起的变革活剧。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却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而俄国1700年—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而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在令人丧气的事实面前，谁都会憋气纳闷。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俄国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上来，正如彼得骄傲地说：“我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我的继承者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轨道，把儒家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宽松安闲，实力却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夕阳，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贪腐横行，百禁不绝。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