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搜刮了海军军费吗?慈禧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4-10-03 15:57:02编辑:xuyajun

慈禧:从“女人家”到政治家

读史最无趣的是什么?就是对某段历史或某位历史人物,只有一种声音、一种评价。一直以来,主流宣传对慈禧的评价,无一例外地说她好奢华,善权谋,顽固守旧,祸国殃民。确实,慈禧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在这四十多年里,要找出一个人的善恶之迹,易如反掌,但要以某件事来概括她的一生,就需要谨慎了。一个人从青年渐渐成长,迈入中年、老年,思想、生活习惯、脾气性格等都会发生诸多变化,风华正茂时所作出的考虑与决定,会与古稀之年大不一样。分析历史人物,不仅要有“阶级分析”,还要有性格分析、家庭分析、师承学历分析等等。慈禧一生的每个时期、每个决策,都与她当时的年龄、健康、见识、心情以及谁在她身边等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非“顽固守旧,祸国殃民”可以盖棺论定的。

慈禧当政时,正值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四方云扰幅裂,慈禧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固然要为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负主要责任,但只要客观地对待史料,不难发现,其实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时,慈禧的判断与决定大体上都是切合实际的,至少不那么糟糕,最后却总经不住耳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乱,改变了初衷。总体说,在对内的问题上,慈禧较能坚持自己的定见,让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如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但在对外问题上,她却经常不能坚持立场,左摇右摆,最后往往倒向了让事情变糟的一面,如甲午战争、庚子之变。

慈禧搜刮了海军军费吗?

同治年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臣工,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痛感中国处于亘古未有的变局之中,决心学习西方,变法自强。但当时朝廷上下阻力之大,寸步难行,台官御史对洋务派的弹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动辄几十人联名参劾,几乎从未间断。李鸿章要修铁路、建工厂、买军舰、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办银行,所得只有一个回复:反对!

保守派反对修建铁路,理由无奇不有,有说铁路会割断地脉,破坏风水;有说会使车船失业,引起暴动;甚至说铁路一开,“冠裳化为鳞介,礼义必至消亡”,总之,礼崩乐坏、亡国灭种,都是因为有了铁路。但慈禧不顾反对的声音,让李鸿章在西苑修一条铁路,从紫光阁到镜清斋全长三华里,意思摆明了:说铁路破坏风水?我偏把它修到皇家禁苑里来。西苑铁路建成后,慈禧受不了车头冒的黑烟和噪音,干脆不要车头,让太监拉着火车走。这成了历史学家拿来嘲笑取乐的题材:瞧,多愚昧无知!其实,在西苑建铁路本身,已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为在全国兴建铁路扫清了障碍。不管慈禧是用人拉车也罢,用毛驴也罢,甚至车厢光摆在那儿不开也罢,她作为铁路“形象代言人”的意义,已将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洋务派提出的建设方案,虽然经常遭到保守派阻击,慈禧有时出于政治平衡的需要,也会顺从守旧派的意愿,予以否决,但往往是今天否决了,明天换个名堂又通过,拖慢了时间而已,并非真正禁绝。1866年,洋务派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学员学习天文、算学。大学士倭仁上书慈禧,表示极力反对,慈禧明知他最恨洋务,故意调他去专办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不无侮辱之意。倭仁再三推辞,慈禧就是不肯收回成命,逼得倭仁以养病为由,奏请开缺。慈禧马上顺水推舟,免去他的所有职务。

历史学家往往揪住慈禧否决一两项新政,大肆渲染,而对于她支持的新政则避而不谈,或从动机上说成是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欲望。试看李鸿章要办铁路、工厂、电报、银行、矿山、海军,一路跌跌撞撞,千难万阻,尽管规模、进度不如人意,但最终几乎都能如愿以偿。没有慈禧的支持,李鸿章是半筹莫展。因此,李鸿章也明白慈禧的价值,在她生活奢华这点上,尽量满足她的欲望。这是一种交换,虽然这种做法容易被人诟病,但换来了中国有铁路、有轮船的局面,权衡之下,笔者认为还是利大于弊。

慈禧是皇太后,食肉衣绮、宫苑园林,生活华靡,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平息太平天囯起义后,朝廷财政已近乎竭蹶,但慈禧没有卧薪尝胆,没有树立一个恭俭为治的榜样。几乎所有史书,都把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三海、修颐和园作为一大污点,甚至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责任也归咎于她——批判慈禧生活奢侈当然可以,但基本的史实还是要搞清楚:

其一,海军经费不等于海军军费,海军经费相当于海军衙门的办公费用,并不是购买军舰和练兵的军费。中国历年购买军舰的钱是哪来的?据李鸿章报告:买定远、镇远两舰,是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一百万两,又从招商局拿了一百万两;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四舰,是户部提用神机营借英商怡和洋行洋款二百四十八万两,海军衙门转商户部指拨各省展限海防捐输银七十五万两及江海、闽海、浙海三关洋药税厘二十六万六千两,总计近三百五十万两买的;扣去购舰费用,还有六万多两余款,用于旅顺船坞工程;利用神机营借款拨归购舰费用存银行的利息七万八千两,再补一些钱,又从英国购得头等出海大鱼雷艇。也就是说,购买军舰的钱,本来就不是从户部每年划给海军衙门的“海军经费”中出的。

其二,拿去修颐和园的二百六十万两“海军经费”,也不是户部每年划拨的固定经费,而是经李鸿章动员,由他联合两江、两广、湖广、四川省的四位总督,湖北、江西两省巡抚,共同报销的。当时打着海军经费的招牌,号称存款生息,以补正杂款之不足,但实际上用作修葺园林乃公开的秘密。海军衙门解释,修园林也是为了“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之用(因为在颐和园昆明湖畔有一个水师学堂,常在湖上操练),总算与海军扯上一点关系。

这笔钱如果不用来修园林,确实可多买两艘军舰。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给皇太后修园林,那些封疆大吏还会这么积极筹钱吗?肯定不会。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慈禧以修园林名义把钱收上来,然后宣布园林修不成了,全用来建设海军、开工厂,或者全分给穷人。但历史不容假设。

“女人家”还是政治家?

慈禧统治时期,中国和外国打过几场仗,打得都很“冤枉”,中法战争是为越南打的,甲午战争是为朝鲜打的,越南、朝鲜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早已有名无实,到头来自己七痨八伤,藩属国还不领情。

这几场对外战争,一开始慈禧都不太愿意打,倾向于主和。以当时的情形论,选择不开战是明智的,一来没有非打不可的迫切性,二来以中国的实力也承受不了大规模的战争,打了只会拖慢现代化的步伐。但国人历来有一种奇怪观念:凡主和都是卖国的,凡主战都是爱国的,越是躲在后方无需负直接责任的人,主战的调门越高。甲午战争前,京城内的御史、言官、给事中们,几乎都把日本斥为蕞尔小国,不足介怀,堂堂天朝,自可直捣东京,灭此朝食,此时虚骄之气,充斥朝堂上下。慈禧的主和,当然也不是对世界大势、国情实力有很深刻的认识,只不过是凭着直觉,加上一点弱国的自卑心理,害怕祖宗留下的一点本钱在自己手上败掉。但她经不住左右的人整天在耳边吹送“玉碎瓦全”的高调,于是“赌徒式”的侥幸心理渐渐占了上风,钟砣摆向了主战一边。

其实,主战派哪里真能打呢?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帮办海军军务,平时惯唱主战高调。甲午战争时,日军已打入国境,他被授予钦差大臣衔,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手握虎符,拥兵数万,却以“队不齐,械不备”为由拒绝出兵,坐看李鸿章的淮军孤军苦战,一败涂地。仗打败了,面临割地赔款的和谈,主战派灵魂人物、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极力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朝堂之上,慷慨陈词,但李鸿章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和日本人谈判吧?翁同龢登时蔫了下去,忙不迭摆手道:“若我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推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可以!”

1901年李鸿章与俄国交涉,要求交还东三省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同声反对李鸿章与俄国签约,声称可以联合英国、日本对抗俄国。但当慈禧问道,如果中俄在满洲冲突,英国、日本会否出兵助我?与俄国开战,你们有无把握?两人顿时收声,支支吾吾说“不能保证”。那些整天在慈禧面前热血沸腾,作忠君爱国状的人,大抵如此。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如此,庚子之变还是如此,慈禧每次都在这些热血大臣的鼓动下,从主和变成主战;从头脑清醒变成头脑昏热;从一心戒赌变成赌身家。直到“庚子之变”时,慈禧还是受着这种“赌徒”心理的支配,明知十赌九输,但一入场就身不由己,抵御不住侥幸心理的诱惑。每次赌输,痛哭流涕,发咒誓愿砍手指,但一看别人下注了,忍不住又想翻本。当义和拳在山东杀教士、烧教堂、拆铁路、砍电线时,慈禧是主剿的,认为义和拳虽然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但那些神功护体的法术太不靠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左右不少大臣都说义和拳民气可用,法术可靠,甚至拿假情报来蒙骗她,她头脑一热又“赌”上了。

人们或以为慈禧身为皇太后,可以穷情极意、为所欲为,其实相反,她不过是个做事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的女人家,许多主张受到大臣们的抵制,也不敢坚持,十分无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样,耳朵根软,容易受人影响,受情绪左右,有时情绪一来,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慈禧本来是赞成变法的,她对光绪帝表态:“只要你留着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但后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怂恿下,一味蛮干,又是改孔子纪年,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甚至准备请日本人来主政,又传出要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的谣言,真假莫辨,变成了一出宫廷闹剧。慈禧气急败坏,做出了软禁皇帝,杀掉维新六君子的惊世之举。揆诸事实,并非政见上有多严重的对立,这种情形,不过是寻常百姓家的妇人遇上顽皮孩子胡闹时,打屁股、关柴房的“宫廷版”。事实上,戊戌变法的许多改革方案,后来都由慈禧实现了。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又是一例。细看宣战诏书,并无指定哪十一国,只说“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战。赌红了眼,最后一定是赌身家的。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便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个政治家呢?一直是个女人家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战带来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结果,慈禧赌身家又输了,而且输得狼狈不堪,甚至连宗社陵寝也顾不上了,扮作农妇,仓皇辞庙。经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了“赌徒”的心理阴影,完成了从女人家向政治家的蜕变。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了——可惜,这时她已66岁,历史留给她的时间已屈指可数。

慈禧结束逃亡回到北京后,立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过去遇事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见的坚定态度,推进各项改革。从科举改试策论、停止捐纳实官等措施起步,在经济方面改革币制,制订矿务章程,改革厘金税政,制订铁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1903年,改革推进到国家典章制度层面,中国第一部《商律》经慈禧批准施行。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法也相继通过立法。朝廷发布修律上谕,要求各驻外使节收集各国通行律例,送给修律大臣观摩学习。随后成立修订法律馆,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中国现行法律。

于是,制订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便水到渠成地进入人们的讨论范围了。但最初“宪法”“立宪”这些都是敏感词汇,没人敢公开提及,连张之洞、袁世凯这些重臣都只能私下议论。某次有一批官绅在南京开会,谈到宪法问题,被报纸登了出来,官府大为紧张,四处探查。故袁世凯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但这一“死结”总得有人来打开。江南名士张謇和张之洞的幕僚刻了一套《日本宪法》,呈送到内廷。慈禧看后大加称赞,在召见枢臣时推荐了此书,并说了一句:“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在座各位枢臣无人读过《日本宪法》,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散朝后纷纷托人购买各种宪法书籍补课。

经过慈禧的肯定,“宪法”一词终于脱敏,可以公开讨论。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付出了流血代价都做不到的事,慈禧用了三四年时间,走得甚至比戊戌变法时更远了。

1904年,慈禧决定从明年起停止科举,广推学校。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画上句号,社会上波澜不兴,平稳过渡。许多外国观察家都惊叹:中国能顺利废止科举,就没有什么改革是做不到的了。

1905年,慈禧派五位考察宪政大臣出国,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回国后,慈禧又让朝臣就考察结果展开认真讨论。1906年9月,朝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宣布正式启动宪政改革,这时距离出洋考政大臣回到北京不过一个月时间。可见在慈禧心目中,对实行宪政,早有定论,颇为急迫,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敷衍。

当年是慈禧的71岁寿辰。北京各学堂万余名学子云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人人如登春台,奔走相告: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矣!欢呼声响彻云霄。慈禧听到各界的反响时,亦露出了一丝女人家的笑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颁行,对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只要在“印刷总局”注册登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个月后,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针对报刊做出具体规定。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朝廷同时颁布《结社集会律》,对结社与集会作了规定。各种民间团体和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活跃的政治环境。1908年的8月27日——在慈禧去世前两个多月,千呼万唤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刊印誊黄,分发各部堂和地方衙门,正式公之于世了。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有两种情况最为可悲,一是历史给了他很多时间,他却没做什么好事;一是历史没给多少时间,让他证明自己可以做什么好事。而慈禧两种情况都避免了,历史给了她近半个世纪,她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一生可圈可点,可臧可否,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她做了让自己可以无愧于历史的事情——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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