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自白：我们太过相信西方民主

泰国人恐怕是东南亚最以“民主”为豪的国家了。但当民主在泰国拉动经济、提振实力、改变面貌、一路凯歌至新千年之后，却突然失效。当泰国人希望用西方民主最王牌的选举制度来解决政治矛盾时，却发现民主的功能不仅退化，而且阻滞着社会发展，加剧了社会隔阂与分裂。民主，在泰国，究竟怎么了?

一路艰难的民主

泰国人是最早吸纳民主概念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在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执政期(1851-1910)，泰国的统治者就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取经，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到了1932年，一场政变结束了泰国的封建制度，开启了君主立宪制下的立宪民主体制，开启了宪政民主时代。

但形式上的民主与传统的碰撞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泰国才真正结束军人统治，威斯敏斯特体系的议会制才在泰国真正发挥功能。但1990年的军事政变和次年的“五月惨案”又一次显现出泰国传统军人政治势力的反扑，西方民主在泰国仍处于水土不服的阶段。

90年代后期是西方民主在泰国积极演化为常态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泰国政治平和，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安定。直至1997年索罗斯在泰国大搞一把并引发亚洲金融风暴，西方民主的脆弱性才再一次被放大。那一年，泰国政坛震荡，党派分分合合，财阀政治和集团政治演绎出各种民主版本，各说各话，各持己见。进口民主和土生政治难以融合，致使国家发展党等一批老牌政党退出江湖，各派政治势力如散兵游勇一般游弋于政坛内外。

他信·西那瓦2001年上台执政，摒弃了精英政治，放弃了从前与大财阀、大集团合作的政治传统，改走草根路线。由于他信本人富甲天下，他不再靠拉拢财阀才赚取政治人气，而是打压财阀精英来为自己的草根政策埋单。他信深知，一个财阀的财富虽然可抵一个选区的选民，但在投票中，却是人手一票，对于政客而言，“种草”意味着巩固自己的“后花园”。

至此，精英与草根对立，两大集团生成，两大阵营开始比拼。

难有作为的民主

反他信集团的构成很明确，包括城市中产阶级，财阀利益集团以及老牌政党民主党等一些在政治上有反他信诉求的政治集团。自2005年他信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连任的总理后，反他信集团发现，他信在垄断泰国政治，他靠财富拉拢其他党派议员，令一些政治人才转党投身自己的政治集团下;他靠政策收买选民，令其他党派哪怕全面联合也无法分羹;他甚至靠立法为自己的利益集团铺路，使他信集团出现了想做什么做什么的局面。

反他信集团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方民主体制中最精髓的工具——选举。选举被认为是表达社会偏好的方式，“社会选择”和“民意”被认为是最公平的抉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反他信集团发现，由于他信牢牢掌握占选民大多数的草根阶层，在投票过程中，无论精英阶层如何游说，草根只认定他们的实惠，并不能认清他信执政理念的本质。所以，当他信2006年初迫于街头集会压力之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重新选举的方式。结果，他在那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500个议席中的497个，令反对派彻底瞠目。即便是2006年军事政变后，反他信集团修改了宪法的诸多条款，限制了他信集团的势力，但在随后的选举中，他信集团仍然赢得选举。选举，在反他信集团看来，不仅不能发挥民主的作用，相反，成为他信揽权的工具。

不能自救的民主

在选举失效后，反他信集团选择了西方民主的另一种表现，集会和游行。在大财阀支持下，反他信集团搞了数年集会，靠社会影响力来给政治施压，这便是泰国独有的“街头政治”。这些自称是“民主化身”的黄衫集会者占道路、抢机场、攻机关，在过去几年内使尽各种方式来对付他信政权以及他的代言政府，却最终也“培养”出他信集团的反集会街头力量红衫军。另外，以英拉政府为例，这届政府对反政府集会采取完全避让、不予理睬的策略，集会这种方式到头来只会闹出个人财两空草草收场的结局。反他信集团在“民主手段”用罄后，转而投向一些独立机构，施加影响，包括三大法院、选举委员会和上议院。过去几年间，三大法院裁决出不少对他信集团不利的案子;选委会做出过不少对他信集团参选不利的决定;上议院则抛出过不少弹劾议案。但这些在民主框架内的权力机构非但未能清除他信势力，相反，把泰国民主政治带入一个死胡同。

此刻，军方接入。陆军司令巴育在发动5·22政变后解释说，政变原因有三，其中一条就是泰国的民主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需要军方干预，重新洗牌、洗局后再来。姑且不论军方借口是否充分，但在短期看，如果不政变，泰国政治势必就此僵化，演化为内战也不无可能。从这个角度分析，政变，竟然成了泰国民主屡屡不能自拔时的一种“泄力”方式。

民主和政变看似是一对矛盾体，但却在泰国交替上演了许多年。泰国人对政变看怪不怪，甚至有些“欢迎军人来搅局”的念头，这无非说明，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寒心。《泰叻报》等泰国媒体最近也在广泛讨论为何民主在泰国如此遭遇，其中原因之一被归结为“我们过于相信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