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NHK的午间新闻播到一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高仓健的画像,食堂里正在吃饭的同事们几乎同时放下了筷子,有人在低声惊呼:“不会吧?”。但是,是人总是要死的,高仓健因为淋巴瘤走了,享年83岁。走的不是高仓健,而是一个时代,一个高仓健的时代,高仓健也不仅仅是一个人名或者是一个电影演员、电影明星,他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对日本人来说象征着那个“逝去了的好时光”,高仓健一辈子出演的205部电影中绝大多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创作的,那是日本最好的时代,那个年代日本的经济高度增长,那个年代日本取代西德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个时代索尼、松下和夏普就是电视机或者其他的什么家用电器的代名词,那个时候的广告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而高仓健就是这个时代的符号,高仓健以他那种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银幕形象表示了一个“很不灵巧”的男人,这个实际上有宽广的胸怀和强烈的正义感的男人从不把喜怒形之于色,只是默默地走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往前走。当时的日本已经输掉了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全国都成了一片废墟,那个时候的日本需要一个这样的默默往前走的形象来鼓舞国民。其实高仓健在银幕上塑造的那种无视他人评价,最后结果是以自己的行动来感动和教育周围从而最后实现自我的这种价值观并不吻合日本更重视周围目光的“耻文化”,但是高仓健对于日本社会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因为文化总有一种文化导向的价值,而日本人也希望能够实现对完全被动的“耻文化”的突破。所以所有的日本传媒都以发行号外,安排专题节目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巨星的逝去,NHK在晚新闻中甚至把高仓健去世以及悼念的消息放到了头条,比安倍晋三首相就要解散众议院实行大选的新闻还要靠前。
实际上高仓健的逝去在中国所引起的震动可能并不比在日本小,高仓健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符号和象征,他所主演的《追捕》是文革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外国电影,看惯了电影戏剧中的主人公用高音阶的语调和夸张的形体动作来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教的中国观众发现一个几乎面无表情,行动起来往往反映慢半拍的男人也能让人理解和感动,这种发现是震撼性的,这种发现是一个找到新大陆式的发现,使得中国人对原来所坚信不疑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成天念念不忘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而要去解放他们的信条发生了怀疑,为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心理基础。
实际上高仓健在日本最为人赞的电影并不是《追捕》而是《幸福的黄手绢》,那部几乎没有故事情节,除了有一个当时还只刚出道的武田铁矢在里面不断的插科打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看点,但是高仓健的演技使得这部电影成了经典之作。而《追捕》在日本还能被人记住只是因为这是高仓健从东映退社之后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摆脱原来的暴力团形象之后的第一部电影,其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在中国《追捕》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将永远为人铭记,这也是今天甚至连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都在例行记者会上对高仓健的逝去表示了悼意的原因。
高仓健对于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心理上也代表了一个“过去了的美好年代”,从那时开始就知道了高仓健的中国人在今天悼念高仓健的同时也在怀念那时中国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贪腐,人与人之间似乎更有一些亲情,而起码那时候不开APEC峰会天也是蓝的。而实际上在那时候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参加者和幸存者都大量存在,他们的记忆还栩栩如生,另一方面那时候也有靖国神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但那时候这些问题并没有妨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更不会有人在街头砸日本车。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经过文革的浩劫,满目苍荑,厌倦了政治运动的中国人盼望着进行现代化建设,但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当时还无法出国旅游的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就是通过这些引进的外国的电影、电视、小说、音乐等文化作品来理解的,这种文化交流让中国人接收到了来自国外的信息,对那些生活在从没到过的地方的陌生人们有了一定的了解,而默默前行的高仓健的形象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高仓健甚至成为了当时几乎是全体中国女性的偶像,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人在悲叹:“一代人都活在了他的阴影里”。
那时候高仓健式的“硬派小生”一度在中国走红,除了高仓健本人的演技之外,要突破文革的精神束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高仓健的《追捕》和以后引进的大量日本电影电视剧让中国人了解了当时的日本和日本人,开辟了战后两国关系最好的一段时期,而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也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如果没有了这些文化交流,那就只会剩下互相妖魔化对方的结局。
国际关系中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看《追捕》能看到不畏权势和恶势力抗争的日本检察官,从《幸福的黄手绢》里能看到曾经失足的日本普通人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视角,从《海峡》里则能看到当年日本人是怎么排除万难地搞建设,而要是看不到这些,只能看到横店的抗日神剧的话上街砸日本产汽车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