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孝太郎：只出任了八天陆军大臣的悲剧人物
1900年(明治33年)5月 -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1901年11月22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3期步兵科(722人中第18名)，翌年6月23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步兵第36联队附。日俄战争历任步兵第36联队大队副官，步兵第18旅团副官。中央陆军幼年学校生徒队中队长。1909年12月3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1期(55人中第9名)。1910年(明治43年)12月参谋本部附勤务，1911年(明治44年)3月参谋本部部员，1914年(大正3年)8月第1师团兵站参谋，陆军少佐参谋本部部员，1916年(大正5年)5月参谋本部附，8月步兵第35联队大队长，1917年(大正6年)5月参谋本部部员，1919年(大正8年)7月 -陆军中佐。8月步兵第32联队附(欧洲出差)，瑞典公使馆附武官，参谋本部庶务课高级课员，步兵第67联队长，陆军省高级副官，1927年7月26日晋升陆军少将。步兵第39旅团长。朝鲜军参谋长，陆军省人事局长(九一八事变)，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第8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37年2月2日就任林铣十郎内阁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附，军事参议官兼东部防卫司令官(七七事变)，1938年6月30日晋升陆军大将。朝鲜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太平洋战争爆发)，东部军司令官，1943年5月2日转入预备役。后曾任军事保护院总裁。1947年8月29日去世。曾获四级金鵄勋章。长子陆军中佐中村雅郎(陆士44期，陆大51期)，女婿陆军大佐高泽修平(陆士39期，陆大47期)。
中村孝太郎和今村均以及南京大屠杀时的第10军参谋长、战后被荷兰人毙了的田边盛武中将娶的都是陆军少佐千田登文的女儿。二·二六事件时中村正是教育总监部本部长(教育总监部的第二号人物，相当于陆军次官或参谋次长的地位)。在渡边锭太郎大将被杀之后的几天里代理了教育总监的工作。第二年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大命降下由林铣十郎组阁。这个林内阁可谓是节省人力，兼职一串。林铣十郎自己就是首相兼任外务大臣和文部大臣，他的石川县同乡伍堂卓雄任商工大臣兼铁道大臣。本来陆军大臣预备让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结果由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无法容忍后辈坂垣爬到他头上当陆相坚决反对而未果。这倒便宜了与林首相是石川县老乡的中村孝太郎，让他荣升了陆军大臣。可惜的是中村运气不太好，当上陆相刚四天就开始发烧，又过了几天诊断出是挺严重的肠伤寒，不得不辞职。从就任到辞任总共8天，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陆军大臣。
陆军士官学校13期生。同期生有建川美次、林圭、福田袈裟雄、三宅光治、堀丈夫。
陆军大学校21期生。同期生有寺内寿一、植田谦吉、西义一、古庄干郎、香椎浩平、建川美次、林圭。
苏军进入山岭
1938年7月(第一届近卫内阁)上旬，苏军进入山岭地带。这时正是日军攻打汉口的前夕，为了避免与苏联的冲突，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采取不诉诸武力的方针。
关东军从2月起着手准备对苏作战，并提出所用战费最好从中国事变费中支出。在此之前，还命令参谋迁政情等人前往现场视察，同时将其强硬主张上报大本营和朝鲜军。这是因为关东军在干岔子事件中信心大增。陆军自中国事变以后，以战线扩大为借口，要求支付庞大的临时军费，以建立装备完善的51个师团。四年半期间，军费已增加到6万亿日元以上，其中一半消耗于中国战场，其余用在以后的扩充军备，包括对苏作战的费用。
要求苏联撤军
大本营的外交谈判方针是要求苏联撤军。为预防万一，又命令靠近这一地区的朝鲜军第19师团(尾高中将)出动。该师团常驻朝鲜北部，其使命是准备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中国作战。
但是，大本营突然改变方针，企图试探苏联约态度，即打算耍弄危险把戏。大本营认为，“在这样狭窄的地带，无法出动大批军队，因而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整个师团覆灭也无关紧要，这正是向苏联显示日本实力的大好时机。”然而，倒霉的只有士兵及其家属。
执意战争
海军反对陆军的做法，认为汉口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因此要避免同对手玩弄危险的游戏。陆军置之不理，执意打一场有限战争，即只动员一个师团，而又不向苏联境内追击。陆军大臣板垣和参谋总长闲院官都表示赞同。闲院宫对天皇说：“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同时还提醒说：“陛下如不批难，当然不能行动。”而宫内大臣汤浅却对天皇说：“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天皇问道：“即使我不同意，他们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汤浅回答;“这样就无法控制陆军。若引起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天皇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天皇是陆军大元帅，眼看着部下将国家拖入危险的境地，却仍任其胡作非为。作为大元帅，应该说这是极不负责的。元老西园寺对秘书原田谈道：“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最好辞职。”(《西园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0页)
日天皇批准
板垣和闲院宫为获取天皇批准而进宫。宇佐美侍从武官长传达天皇的旨意说：“如为奏请使用武力而来，我则毫无赞同之意。”后经再三请求;天皇才接见了他们，并问道：“你们同有关的大臣协商得怎么样?”板垣回答：“外务大臣(宇垣)和海军大臣(米内)都赞成。”实际上，在此之前天皇已得知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因此，天皇大为震怒，正言厉色地说：“陆军的做法太不像话。九一八事变时在柳条沟也好，后来在卢沟桥也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作为朕的军队，竟然屡次采取不应有的卑劣手段。今后没有联的命令，不能动一兵一卒。”(《西园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l页)
据外务大臣宇垣的记载，在他奏请和平处理这一事件的第二天，闲院宫上安天皇，请求批准向苏联边境派兵。天皇看到奏折后扣压下来。没有批复闲院官。奏折的内容是，命令朝鲜军师团和关东军的两三个师团驻防于“伪满洲国”东部边境。在奏折末尾的“备考”中奏明：“有关今后这些部队的调动，请委任参谋总长负责。”如果天皇就这样批准奏折，那么，按照“备考”的要求，对苏作战等重要权限将交给参谋总长，统帅权也将由参谋本部掌握，从而剥夺了天皇的权限。这样重大的事情竟未写入正文，而放在“备考”之中，显然是想用障眼法骗取批准。事后，宇垣感动地说：“陛下不予批准，真是英明。”军队企图夺取天皇的统帅权，策动大规模战争，而天皇处事谨镇，没有勿忙批准，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
大本营命令日军从冲突地区撤退，而师团长尾高率领部分士兵固守不动，打算依据《军队内务令》独断专行。
违背了天皇的旨意
7月29日，10名苏军士兵到张鼓蜂以北两公里处构筑工事，尾高下令进攻，苏军坦克随即出动。尾高不向大本营报告，擅自命令佐藤联队出击，攻占山岭地带，完全违背了天皇的旨意。可是，天皇听到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报告后，一反常态地命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同苏联远东军的决战》，见理性特集《昭和秘史》)也就是说，天皇高兴地承认事态的发展，向多田表示满意日军的行动。“事巳至此，无可奈何”，这是天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态度，因为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日军。天皇既然违背了自己的方针，那么不管胜败，都无意恢复原状。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虽道各国反对，但只要不使用武力，天皇就心满意足了。这种态度助长了陆军的气焰，也养成不重视天皇的习惯。
大本营独断
由于上述原因，大本营承认了尾高的独断。战斗进入第二阶段，苏军开始炮击，从8月2日起，又以坦克、重炮进行反击。日军按照大本营的命令，未向苏联境内推进，全力坚守防线，伤亡惨重。危险把戏的灾难落到了士兵的头上。6日，苏联出动两个师大举反攻，日军伤亡超过1400人。这是战败后公布的数字，陆军发表的数字比这个少得多;军部惯用的伎俩是夸大敌方的损失，缩小自己的损失，以便蒙骗国民。
《停战协定》
大本营甚至预感到整个师团将要覆灭，决定调关东军主力进驻“苏满边境”，牵制苏联。可是，这时正在中国进行着大规模的战争，无力扩大对苏作战。大本营最终放弃原来的打算，并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在这一事件中，日军对于苏军的方针即“如果国土遭到侵犯，将不断投入大量兵力”有了切身的体会，而且还取得经验，如果自己一方不投入大量兵力就会遭受重大损失，也就是说，若以儿戏般的兵力挑起战争，那就绝对不能取胜，而且损伤定会惨重。但是，实际上日军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通过交战地区的停战谈判，日军将坚守过的山岭地带交还苏联，然后撤退。早知如此，当初不打岂不更好。应该说，为死守这一地带而白白死撑的士兵是最悲惨的。
影响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及部队的指挥官们认为，这是苏联在外交上、军事上支援中国抗日，用军事行动，直接牵制日军向中国内地的武汉、广东发动进攻，以图继续增强苏、中两国关系和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抗日信心。
但日本战史丛书写道：张鼓峰事件结果证明，“苏军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册，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561页)
曾任日军参谋部俄国科科长的林三郎后来回忆道：“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拽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不过苏联在此役中的战损深具意义，因为日军从对苏军的交战结果中认为苏军实力不济(拼刺刀中1名日军受伤换得28名苏军受伤)，苏军792人阵亡3,297人受伤日军526人阵亡914人受伤。关于再次交战请见隔年(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苏军的惨重损失使得斯大林迁怒于布留赫尔元帅，他后被逮捕处死，有说法称是被酷刑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