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洋右：俄勒冈的童仆却一手促成了日美对立

少年时代

松冈洋右1880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这里被称为产生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地方。少年时代，因家道中落，随其兄渡美谋生。

松冈洋右11岁时因家庭破产而飘洋过海，被他的叔父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命不该绝的松冈洋右被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在尔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发奋自强，刻苦读书。他做过工，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临时做过仆人。这种曲折艰苦的成长经历，倒是锻炼了松冈洋右超乎常人的坚韧毅力与求生技能，他后来成为极力推动日本侵略的“国民英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后来他在二战前的作为，也让讨厌他的美国人给他起了一个“俄勒冈僮仆”的蔑称。

外交官员

1904年，他参加了外交官资格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合格证书。因成绩优异而被外务省录用。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10年之久，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他尊崇天皇，并抱有使天皇的统治遍行于世界的“八弘一宇”的理想。从这时起，松冈洋右活跃在日本外交领域，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4年起到1921年，他在中国任职，被称为“大陆派”外交官。1904年松冈洋右作为领事官候补被派到上海。他被任命为日本驻上海领事助理。他结识了三井物产上海分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这一时期是日本对上海经济渗透的重要时期，山本条太郎则是推动日本经济向上海渗透的主要人物。松冈对山本的见识和能力十分佩服，山本对松冈也刮目相看，认为他将是扩张日本在华权益的一员“虎将”。

其时正逢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争夺中国和朝鲜的强盗战争——日俄战争。1906年，松冈转任日俄战争之后新设立的关东都督府第一任外事课长，为了确保日军的胜利，松冈洋右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大搞军事间谍活动，积极为日本政府搜集有关沙俄军队的情报。1905年，在日俄大海战开战前夕，松冈等人侦获到从金兰湾北上参战的一支俄国舰队的准确动向，随即电告日本政府，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这次海战中大获全胜。松冈的表现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赏识，第二年便被擢升为关东都督府第一任外事科长。

这时，日本已经通过条约从俄国手中获得了旅顺、大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松冈洋右担任关东都督府的外事课长，专门与中国打交道。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满铁创始人——日本重要的政治家后藤新平。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兹条约》、《中日满洲协约》夺取了俄国从中国强占的“南满”各种特权。与此相配合。后藤新平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松冈利用他在中国的机会，通过对三井物产和满铁的观察，加上山本和后藤的开导，逐渐形成了“大陆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大陆的“开发”、“经营”，而要实现对大陆的“开发”、“经营”，就必须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满洲和内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国防上，对日本都是生死攸关的地方。松冈虽然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十分迷恋，但他却从不隐瞒对中国政治的轻蔑。辛亥革命时，他亲眼看到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共和政治的诞生，也看到中国许多政治问题原封未动，因而怀疑中国是否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当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是否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问题进行辩论时，在外务省供职的松冈洋右就坚决主张出兵。为了批驳反对者，达到尽快出兵的目的，他甚至越俎代庖，替本野一郎、后藤新平两任外务大臣起草了一份《意见书》。经过他的摇唇鼓舌，出兵论者终于占据了上风，导致同年8月正式出兵西伯利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界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一派占据了主流地位，松冈洋右就在1921年退出外务省。

满铁情报

从1921年到1934年，是松冈洋右活动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被当作日本的“外交英雄”。退出外务省的松冈洋右得到当时为日本陆军大将，也是其同乡的田中义一的推荐，一个月后就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日本对东北进行控制与经营的国家代理机关。

当时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对松冈洋右极为欣赏与信任，1924年8月，中国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对此应当采取何种政策，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当时任“满铁” 理事的松冈洋右，不仅全力支持关东军的立场，坚决主张实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还积极进言日本政府，对中国应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要始终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排除小型的干涉行动，确立进行大规模干涉的方针”。

以巴黎和会为契机，要求归还被日本从德国手里夺去的青岛为开端的五四运动，转瞬间发展到全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锋芒指向一切帝国主义，要求收回被夺去的一切权益，当然也包括满铁。为了使日本在这场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决策不出现失误，进而保住甚至扩张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权益，松冈洋右认为围绕中东铁路而日益吃紧的北满形势，必须加强情报工作，因此他首先在“满铁”设置了庞大的情报调查机构。后来，于1923年4月，又将“满铁”本社的调查机构进一步扩大，同时将哈尔滨公所升格为事务所，并增设了哈尔滨调查课(“哈调”)。“哈调”刚刚建立不久，1923年7月至8月，中国方面以武力收回了中东铁路附属地。为解决铁路归属问题，苏联政府派加拉罕前往中国进行交涉，经过谈判，结果确定以中苏合资的方式管理中东铁路，争议由此暂告一段落。 在中国收回中东铁路的过程中，“哈调”掌握了详细的情报，并及时通报给松冈。松冈参照这些情报，仔细分析了北满形势及北京政局。在松冈所掌握的情报中，也包括北满陆军特务机关的报告，如：哈尔滨特务机关松井石根编写的《赤塔--乌苏里铁路现状》，驻满洲里特务机关桥本欣五郎编写的《采金业在远东》等。 “满铁”本社的调查课成了哈尔滨、奉天、吉林、郑家屯、洮南和齐齐哈尔等地公所情报的汇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报中心。松冈编织的庞大的情报网遍及世界各地，不仅有驻满洲、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机构，而且还有驻纽约、柏林的事务所。而这些事务所又下设多个分支机构，如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便下设有南京、汉口、广州、香港事务所。松冈洋右大言不惭地说：“满铁”虽在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但它作为“具有灵魂的有机体”已活脱脱像个政府。“满铁”东京分社负责了解政府内部情况，关于政党动向等的秘密情报，也要定期向本社通报。“满铁”调查课之所以越做越大，主要是活动经费充足，它一方面有“满铁”的巨额收入作保障，另一方面有关东军的大力支持。为了报答关东军的财政支持，“满铁”调查课后来干脆承担起了关东军资源调查班的全部工作。

说到“满铁”本身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指通过运输满洲特产大豆以及每年在抚顺煤矿对近10万名采煤华工进行非人道的、残酷压榨的劳工制度而赚取的不义之财。在“满铁”成立之初的1907年，其利润仅为200万日元，其后则逐年增长，到1921年时，利润已增加到1000万日元，1929年的利润则创记录地高达4500万日元。“满铁”用从中国榨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不断强化并扩大“满铁”在满洲的地位，同时也使松冈洋右把持下的情报调查机构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展开情报活动。

宣传侵略

1925年12月，在郭松龄武装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事件中，松冈洋右再次暴露出其干涉中国内政和侵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他致信日本外务大臣说：“在满蒙维持秩序和一般的干涉内政，应明确加以区别。我认为必须把满蒙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开来，尽我帝国之力维持满蒙的秩序。”松冈洋右把赤裸裸的干涉内政美化成“维持秩序”，并故意把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图谋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出谋划策。1927年，松冈洋右成为“满铁”的副总裁。在这期间，“满铁”制定了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准备通过铁路控制中国东北，推进日本已经确立的大陆政策。1929年12月14日，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松冈在演说说：“为了替中国赶走赖在东北不走的俄军，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内，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田中内阁下台后，松冈洋右辞去在“满铁”的职务，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1930年2月成为“立宪政友会”议员。两个月后，他参加了在京都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议，在会上，松冈大放厥词，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驳中国的满洲论》的演说，他老调重弹，说什么“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字里行间赤裸裸地体现了他“侵略满洲有理”的无耻观点。他说：“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那样，李鸿章是想借助俄国力量打倒日本。现在我不是就此事本身论其是非，只是指出事实。历史往往是会重现的。中华民国诸公，能向日本做出保证，将来绝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李鸿章吗?……其次，以我的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大多是由国民或人种的所谓盲目冲动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反应所形成，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智力量的作用却不多。从这一历史观来看，斯拉夫民族的重建或复兴如任其发展，将会出现比沙皇统治时期更完善、强大的俄国，那时将会以比过去更为强大的力量向远东蜂拥而来。毫无疑问，它将再度面向海洋而席卷满洲。我相信，这种事实必然会出现，而对斯拉夫人的卷土重来，对其凶猛的袭击，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国家的安全绝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总之，对于日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准备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再者，我现在所申明的两点，即立即与我国国防发生重大关系的两个问题，诸公是否准备给予保障呢?我恳切地劝告各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只要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我相信要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一切尝试，就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进而猛烈批评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外相，主张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松冈洋右还在各种场合甚至著书立说来鼓吹自己的侵略扩张思想。他宣扬“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的无耻论调，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句话更是他的“杰作”。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不久就出版了自己的“倾心”之作——《兴亚之大业》一书，公开兜售自己的侵略理论。“兴亚之大业”，指“振兴”亚洲是日本最大的奋斗目标，这种“振兴”之本质，在书中有明确的定义——松冈洋右在书中声称：“何谓兴亚之大业?一句话，就是使神武天皇的八肱一宇的诏敕得以实现……即通过对大陆的大规模经营，实现神武天皇这种崇高、宏伟的创业精神。进而由亚洲走向全世界，传播此种仁爱之皇道。”面对这样的大业，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挽救”人类，日本就是“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事务，日本将断然予以阻止。

1931年，在另一本宣传侵略扩张思想的书——《动乱之满蒙》中，松冈洋右更是提出：“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名断”即出自此处。而实际上，关东军也是打着“保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

国民英雄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期望国际联盟能够主持公道。11月21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翌年1月，国际联盟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国人李顿伯爵任团长。调查团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活动，于10月公布了《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报告书虽然肯定“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但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结果竟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国际联盟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斋藤实内阁决定派松冈洋右作为首席全权代表率团前往。而在此前的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绝不妥协。松冈便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

在国际联盟大会开会期间，日本国内就“满洲国”问题召开了举国一致、各派联合的联络员大会，并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随后又于1933年2月7日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了“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并由东京中央广播电台转播了实况。此次大会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并递交给斋藤实首相和内田康哉外务大臣。日本政府接到决议后遂于2月21日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与此同时，联合会又策划召开了名为“国民奋起大会”的大集会，通过如下决议：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当天，身在日内瓦的松冈洋右便收到了这一决议的全文电报。松冈对此心领神会。1933年2月24日，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松冈作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大会对李顿的报告书进行表决。在当时57个参加国代表中，有45国的代表出席。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票42国，反对票1国，即日本，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大会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30到50年后，世界会认识到日本是正确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像他一样被拯救····日本有朝一日将被拯救····我们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确信，而且坚信，几年后世界的看法会改变;就像世人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1] 随后便趾高气扬地率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后来日本内阁会议于1933年3月8日又正式作出了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27日，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松冈洋右离开日内瓦后，首先取道罗马，他这个法西斯国家崇媚有加，说什么在那里没有乞丐，街道整洁，社会秩序安定”。接着会见了法西斯党魁、他心中的偶像——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然后辗转伦敦，随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4月27日，松冈乘浅间丸抵达横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文章，赞扬他为“凯旋将军”。其他各大报也都把松冈捧为“国民英雄”，并把松冈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三国轴心

第三阶段，所谓的“松冈外交”时期。对日本来说，松冈洋右的最大“功绩”是在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三国防共协定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建立了日、德、意三国轴心。

松冈洋右从日内瓦回国后不久，1935年8月再次回到“满铁”，担任第13任总裁。他进一步扩大了“满铁”的情报调查机构。在“满铁”内设核心机构“大调查部”，使调查人员增至2125人，调查经费预算高达800万日元。在原有政策基础上，松冈又积极配合日本对全中国扩张的计划。他对外交仍念念不忘，对“妥协外交”极为不满，声称应将外务省敕任官以上的官员全部解职。

这一时期，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脱离国联，于是，在国际上采取孤立政策的日本与德国迅速接近。但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当时的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受到很大冲击，以致提出总辞职。此时松冈已辞去“满铁”总裁职务尚未任其他公职。闻知此事，一向不甘寂寞的他禁不住又发出了一些感叹，他说：“德国善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邀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提出必须对外交政策有决策权，得到了近卫的认可。对此人事任命，“内大臣木户幸一及近卫周围的其他人大多反对，昭和天皇也反复劝近卫多加考虑”。昭和天皇曾问前来晋谒的近卫首相:“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你有这种准备吗?”表示了对前途的忧虑。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坚持任命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的论文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着共同点。敕令下达后的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外庄”召见松冈以及拟分别就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和吉田善吾，协商加强日德意轴心关系。即便已“入木三分”地看透了德国，松冈在上任后，仍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德意的结盟，看来，自认老道的他非常自信不会裁在德国人手里。松冈洋右在在8月1日上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首先提出要建立日、满、华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明确表示共荣圈包括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按他的解释，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集团，它应用在国际关系上就变成了八竑一宇的国家主义，他还宣称：“日本正在扩张，试想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实际上这不仅是松冈的个人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亚洲观。就在松冈在记者招待会抛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当天晚间，他就与德国驻日大使奥托会谈，试探德国对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意向。松冈的如意算盘是，形成三国同盟，不仅可以抵抗美国在东亚的强大压力，而且能促使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建立“新秩序”。以此为基础，进而邀请苏联也加入日、德、意联合体系，到时就会出现欧亚大陆新体制的强大势力集团，并可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西半球保持对峙。

带着自己的“美好构想”，松冈开始为缔结三国同盟而奔走呼号。1940年9月19日，日本召开了最后决定日本对三国同盟态度的御前会议，会上，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质问说，三国同盟“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有多大作用”?松冈回答说：“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德国有意充当中间人。这是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所以他们希望充当中间人。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向斯大林问起‘日苏邦交将来如何’，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也愿和，日本想战，我也要战。’由此可以断定，苏方颇有意于调整日苏邦交。我认为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阻碍，因而我想能够较容易地进行这种调整的。”

在此次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对于三国同盟可能致使日美关系恶化表示了担忧，松冈对此解释说：“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恶化到了极点，不是一般的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有些认为他与美国友好的老朋友感到不解，松冈对他们说，这是避免与美国开战的好办法。他对他的大儿子说：“只要你坚定地站着，开始反击，美国人就会知道，他是在同一个男子汉讲话，然后你们两个就像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谈话。”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认识美国。松冈的外交就是建筑在这样危险赌博的基础上。果然，1940年9月26日，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日本为制造武器而大量采购的废钢铁。 松冈当时非常自信，认为把赌注押在三国同盟上，不仅可以调整日苏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地对抗英、美。他曾对秘书官加濑俊一充满自信地说:“除了凭借三国同盟打开局面外别无方策。但是最终目的是调整日美关系。你就等着看吧。”松冈当时曾向其心腹好友斋藤良卫博士透露说：“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为了排除异己，松冈洋右更换了40名大使与公使，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为进行三国联盟打下基础。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签字。松冈洋右在东京招待德国与意大利大使及日本政府要人，举行盛大的庆祝会。第二年3月，松冈洋右访问德国柏林，专门拜访希特勒。同时，他竭力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把日本的外交政策与日本法西斯的对外扩张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从1940年起担任日本外相的这段时间，他被称为推行“我行我素”的独立外交的外相。

结交苏联

日本期望着德国发挥调整对苏关系的“中间人”的作用。此前，日苏两国曾进行过缔结中立条约的谈判，是通过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莫斯科进行的，即将达成协议。可是松冈为了先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召回了东乡大使，使谈判暂时停止。在三国同盟建立后不久的10月末，松冈以建川美次为新的驻苏大使，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进行交涉。但是，这一交涉未能实现，因为苏联提出不能放弃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主权，谈判遂因此而搁浅。

在松冈调整日苏邦交尚未取得成果之际，德苏关系反而恶化了，传说德苏有开日德意三国同盟签字仪式战的可能。为此，1941年3月，松冈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目的是证实一下德苏即将宣战的真相，并想一举完成日苏邦交的调整。松冈乘火车横越西伯利亚，首先来到莫斯科。3月24日，对苏联政府强调日苏合作之必要。松冈的如意算盘是，在访问柏林、罗马两轴心国首都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见之后，归途再次访问莫斯科时，时机将会成熟，对日苏邦交的调整等问题应当能够有所进展。

在柏林，松冈听到曾向他提出签订“四国联盟”这个主意的里宾特洛甫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俄国是从不白给东西的。”但松冈的热情并未减退;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私下告诉他，德国和苏联可能不久就要开战，但他还是那么热心。甚至在他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入侵南斯拉夫时，但松冈仍决定赌他一把，先实现日苏邦交调整再说。对他的秘书加懒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口袋中!”因此，1941年4月7日在返回途经莫斯科时，本来有所犹豫的苏联政府由于担心德苏战争爆发接受了松冈的提议。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在克里姆林宫签字。当时，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斯大林和松冈相互拥抱，高兴地说：“你与我，都是亚洲人。”松冈向斯大林敬酒，并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沉下脸来反驳道：“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此后，斯大林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外长一起亲自赶到莫斯科车站为松冈送行，同已进入车厢又特意走下车来的松冈相互拥抱，再次说“咱们都是亚洲人”，表现得十分亲热。 这的确是闪电外交，不论国内外的新闻界，对此都目瞪口呆。日本报纸上纷纷发表社论，赞扬松冈外相的“功劳”，并对条约给予很高的评价。松冈洋右一时又成为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

外交绝路

就在松冈洋右因“成功”出访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而得意忘形之际，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近卫首相的授意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日美谅解案”进行了会谈，1941年4月18日外务省将该案向政府和大本营作了通报。陆军方面表示“原则上接受”。美国企图以“日美谅解案”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这对松冈外交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有关“谅解案”的报告，松冈是在从苏联回国的途中看到的。松冈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因为他对此事全然不知，近卫首相从未向他透露过风声。他悲哀地意识到，日本外交上出现的两种声音说明他这个外相已被架空了。怀着对近卫在重大时刻废弃外交一元化的约定的极度不满，松冈对前来机场迎接他的近卫首相和大桥忠一外务次官等表示出了少有的冷淡。据说，在机场上当近卫伸出手来和松冈握手时，松冈犯了礼仪上的大忌，竟伸出自己的左手。松冈在莫斯科为了向来到月台的斯大林致谢从车上走下来时，右手指稍微擦伤一点，包扎了一块纱布。人们认为这是松冈故意拒绝与近卫握手的一种姿态。在近卫迎接松冈的一瞬间，两人之间原有的信赖感和尊敬心情突然消失，彼此不信任和轻蔑之情油然而生。

外相松冈反对科学家特工岩畔豪雄大佐同美国进行谈判的努力，他把协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松冈向德国大使奥特将军保证，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要参战。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怀疑松冈。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1941年5月8日，松冈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竟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留任。”6月21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终于对日本的提案作出了正式的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此外还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一些其他要求。近卫及其内阁对美国的答复甚为震惊。尤其使松冈激怒的是，科德尔·赫尔在答复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口头声明。大意是说，近日来，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谈判道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

1941年6月22日，由于德国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导致德苏战争爆发。受此影响，日本的国际环境急剧复杂化，日美关系开始日益恶化。此时，在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就“是南进还是北进”分成两派，进行争论。松冈虽不主张对美开战，但也主张南进，攻击新加坡，以迫使英国加速投降，支援德国。可是，在6月30日的联席会议上，松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摒弃了南进论，转而采取了北进论，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击败俄国。他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昭和天皇感到惊异，因为这个方针意味着朝两个方向扩张，松冈力主进攻苏联的意见，遭到了以陆相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不主张急于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海相及川古志郎也说，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松冈说：“在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然后，他说了一些与外相身分不相称的话。“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我看还是流血好些。”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他间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回答道：“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头脑伶俐、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齐头并进!”松冈又找东条进行争辩，他说，根据德国的通报，俄国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坚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国3个月到半年。“如果我们像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他像开了闸的河水，滔滔不绝他讲下去，直到他看见他的话毫不发生作用时，方才罢休。最后松冈以挑衅的口吻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英、美两国必然参战，不然我们走着瞧吧!”

为了清除松冈对军部政策的干扰，有人建议近卫首相立即把他免职。但是，近卫却不想与松冈闹翻，因为松冈在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近卫决定找个借口把松冈搞掉，他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然后重新组阁，起用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成为新的外相。他于16日6时30分召开内阁非常会议。近卫提出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松冈抱病在家。 这样，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的暴风雨般的生涯就宣告结束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斋藤良卫博士拿着日美交战新闻来到千谷松冈私邸，松冈病容憔悴，眼含泪水对斋藤说，现在越发痛感缔结三国同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他主张建立三国同盟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参战。但事与愿违，三国同盟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死不悔改

顽抗到底的甲级战犯1945年8月初，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先后投掷了两个原子弹，接着苏联又对日宣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当时，陆相阿南惟几与其他的死硬派军国主义分子反对投降，主张打到底;甚至准备发动军事政变。松冈洋右则坚决站在阿南一边。他本来因肺结核已卧病不起多年，但当时竟以有病之身，四处活动。他到处鼓吹“绝不能向美国示弱”，并参与了军部少数死硬分子策划的未遂军事政变。8月13日，松冈洋右在访问皇族东久迩宫稔彦王时，对准备向盟军投降的铃木贯太郎内阁进行激烈的攻击，并强调说：“挽救我国唯的一道路，就是下定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进行本土决战，以便置之死地而后生。”

然而，无情的历史车轮碾碎了松冈等人“打到底”的梦想，日本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战犯们的末日来临了。不久，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了战犯名单，松冈洋右等被定为甲级战犯。11月19日，盟军总司令部通过电台，播送了逮捕松冈洋右等甲级战犯的命令。 松冈听到这个广播后，感到自己罪责难逃，颓丧地对他左右的人说：“现在已发出了逮捕令，也许我将被判处死刑”，“既然失败了，这是必然的，要是在过去，也许还将罪及九族呢!”

但是，直到这时，松冈仍拒不认罪，坚持顽固到底的立场。被捕前，他的儿子担心他在狱中受苦，悄悄把一包毒药塞到他手里，示意他自杀。但松冈拒不接受，说：“我不要这种东西，自杀是怯懦的表现，我决不自杀。我不为自己蒙受侵略合谋的污名而悲叹，因为缔结三国同盟绝不是为了侵略。”松冈洋右直到死仍在坚持这种拒不认罪的态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他甚至还用英语说自己是“无罪”的。受审期间，松冈洋右因病住进了美军医院。1946年6月27日，松冈在病中死去，时年66岁。松冈凭着病死逃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最后审判，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罪责难逃，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