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战争战略：日本差点就赢得了战争
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如果想要弄清哪些人是这场战争中的“扩张主义派”、哪些人是“反扩张主义派”，或者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鹰派同鸽派区分开来，那可是一项事倍功半的工作。如果假定陆海军军官们在扩张主义派阵营里处于支配地位，而内阁的文职成员和官僚们都是反对扩张的，那就会对诸如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公爵这样一些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因为，在中国事件的关键阶段，他们作为外相和首相，是站在扩张主义派那一边的。
把陆军参谋本部说成是反扩张主义派，把陆军省说成是扩张主义派，那倒是一个较有实用价值的意见。不过，虽然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下是正确的，但也仍旧站不住脚。因为例外情况过多，而且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人员互调也很频繁。一位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日本专家认为，如果非搞出一张派系表不可的话，那就有必要作出下述细致的分析：在陆军省内部，军务课是反扩张主义的，军事课是扩张主义的;在陆军参谋本部内部，反扩张主义派支配着战争指导课，扩张主义派则支配着作战课。正如制表人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连这样一张表也需要有保留地加以使用。但对战争初期来说，这张表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芦沟桥事变时以及其后约三年期间，参谋总长一直是闲院宫载仁大将(亲王)。他是在满洲事变时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因为当时陆军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决不能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一个派系将领。闲院宫与皇室的亲属关系使他超然于不和与争议之上，并起着挂名首脑的作用。他主持会议，由于他的威严仪表，使有时激烈争吵的参谋会议不至于超出军事礼节范围之外。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则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多田为了使工作上有统一的意见，全神贯注于设法消除意见有分歧的幕僚之间的争吵，所以他自己的意见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要进一步看清楚中国事变怎样使陆军系统分裂为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这两个阵营，最好考察一下反扩张主义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尔少将的观点和结局，他于战争爆发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的第一部(即作战部)部长。由于石原在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他在他的一九一八级中名列第二)，他于二十年代中期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光荣地被派往国外学习。在柏林，他是一个勤奋研究欧洲军事史的学生;从他的札记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诸如冯·克劳塞维茨和沙恩霍斯特等人名字之熟悉，不亚于大多数日本军官之于东乡和大山。一九二八年，石原中佐被派到关东军，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使那支军队成为日本有名的、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石原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承担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将她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满洲的广阔地区。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力量作了估计，制订了压倒这些军队的作战计划，然后着手说服他们关东军本身的指挥官和东京军事当局相信发动满洲战役是英明的。
当一九三一年九月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并没有因下面的事实而踌躇：他们的意见未能得到东京军方无条件的支持，而且也完全和政府的目标相左。他们把满洲当作一个堡垒，既可用之来对付南面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之来对付北面的苏联。此外，他们把满洲看作一个战略供应基地，能补充日本矿产资源之不足。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同僚深刻了解他们的满洲战略中的循环推理，“以战养战”就是他们用以描述这种战略的名言。
一九三五年，石原调回东京到参谋本部担任重要职务，第二年他就任作战部部长。由于他努力争取，作战部既负责军事计划的工作又承担了经济计划的工作。在石原看来，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典型的帝国陆军军官们总是一味强调纪律、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及大和魂等等之无比重要，认为这些是无价之宝，可以补日本在现代化战争装备方面的不足。但石原不同意这一传统意见。石原与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不一样，他并没有轻视统计学家和经济计划工作者的才能。
恰恰相反，他那个部的中心工作(尤其是战争指导课)就是编写关于陆军未来需要的预测报告以及关于日本经济实力的状况和弱点何在的调查报告。石原从他僚属努力写的研究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保证现代战争需要的水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除非把日本的经济置于总体战的体制上，它就无法适应陆军当前可预见的迫切需要。必须按照轻重缓急来重新调整国民经济，以便适应一支远离日本本土而作战的现代化、机械化、机动性高的陆军的需要。据此。石原的部下起草了一个综合性的五年计划(一九三七——一九四一)。这个计划要求大大提高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飞机、煤、钢铁、电力、大米等方面的生产不足都一一注意到了。
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哲学家。他的研究导致他主张进行一场类似《圣经·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战争(即世界的最终决战)。他对他自己在满洲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所形成的观点，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作了多次修正。但在这些观点里，始终贯穿着世界上两个大集团，即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冲突之根源在于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而不单纯是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一旦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决定了这两种文明孰优孰劣，世界人民就能够在永久和平中”团结”起来。
当石原于二十年代末期第一次阐述他的理论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他感到，由于发展了具有大规模破坏能力的武器，战争将会是短促的;能作环球飞行的飞机也将起重要的作用。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在这最后的一战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成为西方文明价值的最有力的捍卫者美国将同东方文明的卫道士日本相对抗。石原把满洲也包括到最后一战理论中，因为这个地区本身不仅在军事上很有用，而且在那里进行的扩张是使东亚人民能团结起来的第一步。中国显然是连自己本身也团结不起来的，更不用说来团结全东亚各国人民了;因此日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使东方各国人民能在未来史诗般的战斗中团结一致。
石原始终认为苏联是西方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她构成威胁的大小随着不同的时期而变化。到三十年代中期，就是在他到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前后，他已经开始把苏联看作是对日本的最直接的威胁了。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东亚方兴未艾的挑战，较为遥远的最后大战的威胁变成次要的问题了。石原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石原决不是仅仅模糊地预见到与苏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一九三六年，他估计不出五、六年就要发生对苏战争。当石原将军和他的部属在制订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日俄战争。该计划将在这次战争爆发的前夕执行完毕。石原完全相信，日本军事力量决不是苏联远东军的对手。这个估计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在张高峰和诺蒙坎的两次较量所证实：日本军队是被装备和后勤支持占优势的苏联军队所击败的。
石原关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使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想法。约在满洲事变(一九三一年)时，他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在芦沟桥事变前夕(一九三七年)，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他的逻辑并没有使他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洲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这就需要日本陆军放松对满洲国的严酷控制。同时日本必须停止在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进行军事冒险。
在石原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中，那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她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在后方有一个敌对的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不敢冒同苏联作战的危险。除开这一点考虑之外，石原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是由于对国民党有了新的、积极的估价，也由于他对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相当重视。在帝国陆军军官中，持有这种看法绝非寻常的。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开始感到国民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军阀派系，它其实是民族主义潮流的领导者(或许是追随者)。而日本却冒险来顽抗这股潮流。
中国的西安事变以及随后组成的统一战线促使石原更加努力地鼓吹他对中国的看法。一九三七年一月，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个月，他和他的幕僚准备了许多备忘录，强调有必要放弃过去在华北和内蒙古所执行的损人利己“谋求特殊权益”的政策。对于陆军中的许多人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个可惊的征兆。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比单单建立国共合作更为复杂的内容，即一个针对日本的中苏联盟将要出现。石原却反对这种分析。
他说：“虽然抗日统一战线的起源和发展同第三国[苏联]，特别是同共产党有些关系，但它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种变化。基本上可以指望这种变化会发展成为真正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运动。”随着新中国的创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敌视日本的政策呢，石原说，那就是要由日本自己来决定的事了。他作出结论说，“决定因素”是日本愿意(或拒绝)“抛弃她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从而表明日本的真正诚意。”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份备忘录中，石原力主要把华北看作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种“特殊地带”的那种“观念清除掉”。日本必须停止鼓励华北五省独立，而且必须“明确表示，冀察政权眼下所管辖的地区应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置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下。”
石原的意见和扩张主义派针锋相对。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相信对苏战争即将发生。但是他们根据那个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却同石原的截然相反，也就是说，中国的威胁应当以武力来消除，以便日本腾出手来对苏联作战。石原和反扩张主义派把在华的日本人受到日益频繁的袭击和越来越刺耳的抗日呼声看作是一种证据，它证明一个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日本应该同中国结成同盟。
而扩张主义派则把上述对日本人的袭击和反日浪潮看作是中国“缺乏诚意”的证明，这只能说明日本决不能信任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同它合作。东条英机中将的意见充分表明了扩张主义派对中国形势发展的反应。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距芦沟桥事变的发生还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向东京发出一份绝密的紧急电报，力主日本决不能容许国民党政权解散日本以往几年就已在华北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和特殊关系。东条说，国民党蔑视日本，同它恢复友好关系的任何尝试只会增加这种蔑视。他作出结论说：“从对俄国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
芦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反扩张主义派大吃一惊，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即着手进行就地协商以解决事端，防止冲突的扩大化。石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我们所知，他赞成全国总动员作为进行对苏战争的准备;而在华北的敌对行动恰好使这种必要的危机出现了，从而促使日本转到总体战的体制上来。可他却对只动员几个师团的兵力也不同意，因他意识到在他自己的下属和陆军省内部的扩张主义派想利用新动员起来的军队去打击中国。战争爆发的那个月，石原曾两度坚持撤销动员令。至于派遣军队到中国本部去，他更是断然反对。据说，他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在外务省一次会议上说过：“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
甚至连石原自己的作战部的人也没有他这样的决心。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就顽固地反对石原阻挠动员，反对他阻挠派遣军队去华北。一九三六年，当武藤还只是关东军的一名参谋时，他就曾不顾石原对华亲善的政策，带头组织了后来遭到惨败的对绥远省的入侵。石原为了此事立刻赶往满洲去劝阻关东军进攻绥远。而面对石原的是寸步不让的武藤，他提醒石原说，“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你自己于满洲事变时在满洲所做的同样事情而已。”石原自己在一九三一年曾经违抗上级擅自行动;当他发觉他本人正成为同一类型的违抗上级行动的受害者时，狼狈之余，还体会到这桩事的讽刺意味。在参谋本部支那课和田中新一大住所掌管的陆军省军事课里，扩张主义派的论调甚嚣尘上。当中国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周里猛烈抵抗时，以及一九三七年八月战事波及上海时，他们大谈其闪电战(即日语所谓“速战速决”)的声浪淹没了石原主张慎重的劝告。
例如，在战争初期，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就一本正经地告诉石原说：“我们只要加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芦沟桥事变两年后，在和竹田恒德亲王的一次长谈中，石原陈述了他和扩张主义派之间的分歧。他告诉竹田亲王：“满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成见，他们从中得出了战争可以迅速结束的结论。我认为，这表明他们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理解得很朕浅。”石原(通过电话窃听)获悉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向国外订购大量武器后宣称，他更加深信“中国将倾全力而奋战”石原告诉这位亲王说：一旦打响了，战争一定会成为旷日持久的;支那课所期望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支那课的成员却坚持说，只要日本取得华北，中国就会“在经济上破产”。石原接着说：“他们还列举了数字为证呢。”但是他们的主张往往是“以我们在满洲取得轻而易举的成就为依据”的。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当人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石原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易取胜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他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公开化了。扩张主义派既不能取得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的胜利，又不肯承认自己估计错误，他们便要求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来结束战争。与之相反，石原则愈来愈坚信中国的抵抗非但没有被粉碎，或许反而变得更为坚强了。他并且提醒他的上司，必需把军事行动和占领区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夏都牯岭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国民党人物之外，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的目的在于加强统一战线并对选拔出来的几千名陆军官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七月十七日，蒋利用这个讲坛，发表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表明中国决心反抗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党统治的企图。
蒋明白表示，中国希望和平，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的那种和平。他宣称，国民党政府愿意谈判解决仍在华北范围内的冲突，但中国的一寸国士再也不容丧失，容忍国土丧失就是“对我们的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日本逼得中国忍无可忍的话，她除了“不惜牺牲，竭力为民族生存而战”之外，别无他策。牯岭讲话公开发表了，这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号召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为防止“亡国灭种”而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从这个声明的语气和内容说来，它和蒋以前强调必须慎重及和解的讲话极不相同。
这篇演说在东京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外交家石射猪太郎写道：“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篇演说的严重意义。它听来好象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牯岭讲话后两天，石原在陆相杉山元办公室里力主谨慎从事。他说，战争几乎有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这样，日本就会“象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在中国陷入泥沼。”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石原劝杉山立即把所有在华北的日军撤回满洲国。石原进一步建议，近卫应立即飞南京同蒋亲自举行直接会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以一大堆绰号(所有绰号都说明他智力迟钝)而闻名的杉山会理解石原对历史事实所作的恰当比拟。他当然不赞成石原所提出的通过同蒋直接协商来“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案。在陆军和政府中，赞成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国问题的那些人，继续想达成一项把国民党排挤出华北的局部解决办法。
石原不顾反对他的政策的意见日益增多，向近卫首相提出了建议。近卫文麿是著名亲华人士近卫笃麿的儿子，他不那么鄙视国民党(当时日本政界人物中间普遍鄙视国民党)，因此石原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顺利地同蒋进行协商的人。七月中旬，石原打电话给近卫的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详细说明他的建议，当天就说服了近卫接受他的方案。近卫虽然有病，照样下令准备飞机，以飞南京。但是这个方案却引起陆军中扩张主义派强烈抗议，也引起文职顾问如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近卫不能指望陆军会接受同蒋达成的协议。西园寺不大相信石原在陆军中的个人影响。他告诉近卫：“多年来，寺内、杉山和梅津等将领一直力图树立他们的‘路线’，他们选中了东条。石原是他们所‘讨厌的人’。他被他们看作是个继子。他象风中残烛，随时都有被吹灭的可能”。
在以后的几个月间，石原的主张遭到越来越厉害的围攻。在九月份，有一个朋友到参谋本部去拜访他时，听到“只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次郎以及个别下属赞同石原的意见而感到‘震惊’。所有其他人员都在破坏[他的]计划。”作战课课长武藤大佐带头纠集反对派并极力要求把他从参谋本部调走。后来以“巴丹死亡进军”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将军也大力助长了参谋本部里反对石原的温和政策的力量。作为参谋本部第二部即情报部的部长，本间负责估计敌人的作战能力。他的僚属在军人头脑中大量灌输“对支一击论”。这个观点认为，“只要对中国人[作决定性的]一击”，就可以瓦解他们的抵抗。当杉山陆相向天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时，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对中国力量的轻蔑估计以及对日本军事威力的过份自信。
石原所为之浩叹的战略上的乐观主义也在关东军中集中表现出来。关东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提出了《处理时局纲要》报告。关东军对苏联威胁之关注并不亚于石原，但是它认为：只要中国在日本背后仍然保持着不屈服和敌对态度，日本就不敢同苏联作战。关东军的将领们强调既可以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也可以从作战的地理范围方面来扩大军事行动。他们说，“我们不仅要消灭在华北的中国陆军和[中国]其他军事力量，而且还要迅速占领上海……，取得对山东的控制，[并且]进行空战，然后通过这些步骤在短期内达到我们预期目标，并使所有抵抗迅速结束”;“在南京政府停止抵抗并投降以前”，不要进行外交活动去谋求解决办法。关东军感到，日本必须对敌人加以“惩罚”(日本话是“膺惩”)，这是当时在陈述政策时反复出现的一个用词和概念。
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底，石原的观点与参谋本部以及各野战军中普遍存在的意见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的政敌得以把他从参谋本部排挤出去。九月二十七日，他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副参谋长(在东条将军之下)。这次调动等于放逐。石原的呼声从此被压了下去，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听得到，在陆军和政府的高级会议上则几乎无人理会了。
限制大陆上的战争的希望何时破灭，以及在什么阶段日本算是投入了总体战，这一点是很难断言的。詹姆斯·克劳利认为日本投人总体战开始于近卫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近卫宣布了不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决定。查默斯·约翰逊则把“日本政府终止使中国事变局部化的一切尝试”的时间推迟到进行铜山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徐州战役)之时。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迄至一九三八年夏秋的汉口战役为止，仍然有希望把战争局限起来。不论哪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回顾起来有一点是够清楚的：那就是石原调离了参谋本部，对于上述任何一个场合所执行的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以表明战争的扩大。日本避免公开宣战是有其国际公法上的原因的。但是正如一个前帝国陆军将领所写的那样，在头几个月里，陆军军官中，实际上很少有人感到日本已在事实上卷入了战争。反之，大多数人都深受“认为中国问题总是可以用恫吓的老办法来解决的错觉”之害。每一次新战役都带来了新的胜利，把中国军队驱逐到离国民党的中国的贸易、工业和金融财政所集中的沿海大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
可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敌人按他们所预期或甚至预言向他们投降。陆军为自己军事活动划定范围，并且许诺说，它没有必要再超出这些范围。据近卫的顾问西园寺说，有人在战争开始头几周内，带着“好消息”冲进首相的“智囊团”的一次会议上说：“陆军说它将不再向永定河以南推进了。”西园寺写道：的确，杉山陆相不得不向天皇裕仁保证不跨过永定河。但是这个诺言被撕毁了，“陆军开进了华北”。当前进到黄河时，也有过类似的保证，可是当日军又渡过黄河时，据说杉山也只好嘟哝说：“陛下要发火啦!”
迄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华北和内蒙古各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日军手中。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将军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将军的僚属们都采取步骤，在他们所辖地区建立了分裂性的傀儡政权。没有什么阻力迫使帝国陆军放慢沿铁路线深人中国领土的攻势。他们也没有受到在以后几年里使日本大吃其亏的游击队的袭击。虽然中国的抵抗就象一九三二年那样顽强，上海还是落入了日军手里。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成为众目所瞩之处。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也象石原那样，对于日本逐渐陷入泥沼的趋势感到担心，并于十一月十九日下令日军停止前进。
但是战场上的将领都争辩说，攻占南京是绝对必要的;那时担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结果多田将军的反对意见被否决，攻打南京的命令下达了。当日本军队于十二月初向南京进逼时，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日本陆军和公众都一时充满了在年内可以取得胜利的乐观想法。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历史上罕见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当帝国陆军最辉煌的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时，举国一片狂欢气氛。事隔三十多年，不少日本人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遍及全国的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的人群从丸内商业区涌向皇宫的各个门口。在那里，“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在环绕皇宫的护城河水面上，千百盏灯笼的倒影在跳动。
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南京的陷落井没有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和意志起预期的那种灾难性的影响。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现在以多田将军为首)再一次在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展战线的问题上进行了交锋。这次，他们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拿下重要交通枢纽徐州的问题上。扩张主义派又一次一占了上风：日军于一九三八年春占领徐州得手后，立即奉命西向汉口和南向广州疾进。石原谴责了进行这些战役的愚蠢行动。他在徐州陷落后不久，回到东京作公开演讲。他告诉他的听众说：即将发动的汉口战役也不可能改变形势。“即使汉口被占领了，我看蒋也不见得就会倒台。即使蒋倒了台，我也不相信四亿中国人就会投降。”他继续告诉他的听众说：是政客们犯了错误，他们不懂军事韬略，不知道中国抗战的力量有多大，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毫无准备。石原责备政治领导人违抗天皇的明确谕旨去搞战争扩大化，他说：“政客们高喊，‘拿下汉口!’，‘拿下广州!’，这无非是想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而已。对于政客们说来，[这种为战争打气的叫嚣]就象是[以最大剂量]注射吗啡或樟脑。结果人民就在这种人为的方式中被煽动了起来。”
“被煽动”的日本人民自然而然希望国家因从事战争而作出的牺牲，至少会以得到胜利作为报酬，同时也希望得到赔偿。那些希望“惩罚”中国的人们怂恿并夸大了公众对胜利和赔偿的要求，同时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隐晦地谈论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危险。由于公众相信了蒋仅仅是一个象他们的军政领导人所宣传那样的地方性军阀，他们必然期望迅速取胜并提出苛刻的投降条件。
煽动并利用这种气氛容易，但要驱除它就难了。官方的宣传方针一旦投合了人心，陆军和政府官员要想用足以引起中国人兴趣的温和条件来设法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就日益困难了。石原警告说：“不论我们(在战争中)遭到了多大牺牲，但贪婪无厌总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宗旨之一。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十万人，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攫取中国的某些领土，如果我们以这一点作为辩解的理由，那是卑鄙的。”石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曾经把一项苛刻的和约加诸于德国，但是日本不应该象欧洲人那样，以掠夺的方式行事。石原的演说中夹杂一些对东西方国家之间所作的令人反感的对比。西方国家是强大的，但缺乏日本的精神资源。石原说，可是日本却不顾道义，在中国土地上谋求保持特殊权益，并且不理解战争是多么挫伤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石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向协和会所作的演说中，更加坦率地说出那种他认为是与日本传统格格不入的不道德行为。他对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在它们控制下的满洲和中国各地区所鼓励和主办的情绪冷淡的祝捷活动感到担心。他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日本人的确是有点名堂的。中日两国好比是父母，而满洲就好比是养子。现在父母在打架，父亲说，‘我们占领了南京，该是欢庆的时候了’。于是倾美酒而饮，扬旗提灯而游行。”石原继续说，他从满洲的中国学童脸上看到的“困惑表情”使他特别感到痛苦。他们是被组织去参加游行，庆祝帝国陆军的功勋的。
石原声称，他对战争抱着错综复杂的心情。虽然战争使他感到悲伤，但也使他认识到：“自从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自从目前这一次事变以来，我们的四亿中国兄弟已经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了”，从而使他“极为高兴”。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睁开眼睛，“可是日本人现在却在打瞌睡了”。石原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谈到，他见过一位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并建议他告诉蒋介石把“中国的最高勋章”授给某位日本将军。这位将军曾在唤醒中国人并使他们振作起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那怕是无意的)作用。石原还说，“那位中国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谁要是想了解石原是怎样由于对战争的尖刻批评而被迫提前从陆军退役的话，只要回忆一下诸如此类的议论都是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于官方所谓“圣战”之时而发表的就够了。石原一再谴责日本领导人没有能力担当引导一个现代化国家渡过危机的任务。他们对危机只有招架之功，而缺乏为避免未来自机所需要的那种远见。石原感到，日本军人中的危险势力正受到纵容，没有一个当权者能控制住这些势力。“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石原写道：但是在别的国家里，“兼备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伟大领袖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指导国政”。在他看来，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同拿破仑和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的凯末尔。——译者注)相媲美的人物。为了补救日本不可能产生这样有才干的领袖的缺陷，石原建议以军事科学及其它内容大力训练天皇和皇室成员，使他们能够直接统治国家。
石原对陆军大学训练日本优秀军官的教育大纲也极为不满。石原说，陆军大学教战术而且教得很好。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军官却“没有打长期战争的知识”。他说，例如在当前的战争中，就要把日本的作战能力同中国的抵抗能力相比较。单是这一桩事就够复杂的了。而战略家还得考虑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能用于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还必须考虑到能和这些力量相抗衡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实力。“综合所有这些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日本能用多少军事力量在中国作战。这种才干是必需的，可是我就不相信，在整个陆军参谋本部内，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如何处理局部战斗而已。”
石原在谈及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时，嘲笑了那些期望在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日本人。他说：“他们犯了大错误，竟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埃塞俄比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只要中国人(即使在遥远的边疆)还保有一寸土地，他们就将继续抵抗我们。”日本要使用“几十个师团”并经过“几十年”才能征服中国。而且正如石原的一个信徒所告诫的那样，在这同时，“我们将使中国长期分裂，[而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将使]帝国的力量受到巨大的消耗。”石原和他的追随者经常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论调：只有假定日本希望伙同帝国主义国家一齐来掠夺中国，一个分裂的中国才对日本有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目的是要使中国加入一个能生存下去并能把西方帝国主义者排除于东方之外的东亚联盟的话，那末中国的分裂状态显然是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有利条件。当时大多数日本评论家赞成大仓公望男爵的看法，把蒋介石看作是在西安“再度倒向苏联”的“可耻歹徒”。石原不同意围绕苏联来解释西安事变，也决不会同意把蒋描绘成一个“歹徒”。
一九三八年六月，当日本准备进攻汉口使战争进一步升级时，石原用四句简明的话归纳了他关于中国事变的看法：
一、中国有非常坚强而一致的意志来抵抗日本使用武力。
二、因此，除非现在就解决目前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一场持久战。
三、如果我们不能制订出一项合适的政策来解决冲突，相反地继续盲目追求我们自身的利益的话，我们将永不可能希望远东会得到和平。
四、我们必须记住，苏联也是我们的近敌。
石原在参谋本部时，人们就对他感到很头痛;他在关东军中，也同样使人们感到如芒在背。不久，他就被调离关东军，并于一九三九年改任守备京都的职务。两年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又被贬入预备役。在整个战争时期，由于他不断对错误的战争政策和国家领导的无能进行攻击，因而差一点被关进牢房，他实际上是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度过战争时期的。
石原是佛教法华宗的虔诚信徒。这个佛教宗派是由日莲在七个世纪以前所创立的。石原把日莲看作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自己同日莲一样，也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律己极严的军人。他遵照严格的规律而生活，并公开表示蔑视不遵守纪律的人们。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你钦佩他，但是你会感到同他在一起并不舒服。”就象义愤填膺的日莲，于蒙古人入侵前夕，在日本到处大声疾呼，向全国警告民族危机的到临那样，石原也向所有愿意倾听他意见的人大谈特谈他对日后民族灾难的预见。他们两人都不是以善于撮合与随和而著称。
他们的作风决不是谨小慎微的。他们两人都不怕和当权派发生冲突，反而象是可以从这类冲突中汲取某种力量。他们两人都拥有一群敬佩他们的正直和灼见的崇拜者，但是他们两人都是敌多于友。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秉性怪僻、危言耸听的人，并且看不起他们那种非日本式的个人主义，看不起他们那种蔑视协调、蔑视其他文雅的待人接物手段的态度。这两位日本的“耶利米”(古希伯来预言家。——译者注)都由于直言不讳而遭到放逐。日莲遭到人身的放逐，被流放到佐渡岛去;石原则遭到职业上的放逐，仅仅五十开外，使蒙受了战时退役的耻辱。他们两人最后都隐居于日本北部崎岖山地的隐者陋室中，在他们的追随者的陪伴下度过晚年。他们都死干六十一岁。据说石原临终时对这桩巧合的事感到高兴。他埋葬在一座俯瞰日本海的山上，同他的先驱者遥遥相对。
石原莞尔不得不说是，目的在于表明这样的事实，因为甚至在参谋本部的最高层也有日本人认为同中国作战是一个大错误。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曾力图加以防止，在战争爆发之后，则极力谋求和平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