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被纳粹宣传机器神化的德意志领袖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4-12-04 15:07:56编辑:zouyijun

 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在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所有伟大的诗作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布莱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锻造: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流。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地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1938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5000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纳粹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鲜明地提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在纳粹党执政的短短数年间,德国经济得到腾飞。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安排下,绝大多数德国公民(除了那些“国家公敌”)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会保险、国民福利、有薪休假等,这些“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称要让“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民意的支持,令纳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理直气壮。

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范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帝国作家协会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雅利安鉴定”。“雅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雅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在纳粹党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支持成为党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Schumann)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军歌一样,纳粹党诗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即使同样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

这类“抽筋”、“剥皮”、“下油锅”的革命词汇,能有效地压制“革命者”那内心深处被人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畏惧。而充斥其中的粗词鄙语,则以草根形式,记录下那个野蛮时代的非常态生活和心理。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汉斯·保曼(HansBaumann)是帝国青年的骄傲,因其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而荣获纳粹党内最高荣誉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奖”(DietrichEckartPreis)。他不仅能写诗,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国官方工会“帝国劳工阵线”的会歌,就是他的作品,标题充满了纳粹特色:《朽骨战栗》。作为帝国青年部的文化事务负责人,保曼成为纳粹党团结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国诗人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对诗人的考验》,成为帝国诗人们用诗歌捍卫“神圣的纳粹主义”的号角。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典型,并没有在后方享受自己的荣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间,汉斯?保曼以501宣传连连长的身份,驻守在德国东部战线,与冰雪严寒及枪林弹雨朝夕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枪,在前线浴血奋战,直到1942年受伤后才回到斯图加特,随后成为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海因里希·阿纳克虽然是瑞士人,却主动加入德国国籍,作为帝国文化协会委员,战争期间,他一直服务在最前线,有时分析情报,有时当卫生员,有时则干脆扛枪作战……

纳粹的诗歌能作为枪炮和刺刀使用,并且锋利无比,或者正是因为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实践了一种残酷的血与火的“行为艺术”。

“内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并不能将所有的诗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国的阴影中,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Emigration)成为德语文学界乃至其它强权体制下的一个特有现象:肉体被捆绑在了体制的战车上,内心却可以选择漠视、逃离甚至反抗。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腹诽”。

体制外的一些作家,选择了抗争,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要面对成为“国家敌人”的杀身之祸。其中的集中营文学,就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已经置诸死地,一些集中营的管理者,反而干脆对集中营内的反抗文学大开绿灯。

用诗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国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的“颂歌”《罂粟花》。这首诗歌尖锐地嘲讽了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径:

“游说者让我反感……

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

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盖世太保对荣格尔进行了调查,但蹊跷的是,对于这位一度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体制内诗人,盖世太保似乎选择了网开一面。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荣格尔奇迹般地毫发未损,甚至还能继续出版作品。而《罂粟花》的出版商,却不得不承受杂志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惨命运。究竟是纳粹的宽容,还是另有隐情,这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迷团。

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Rundschau)、《新评论》(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地点。

废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个时代。那些成为刺刀的诗歌,被帝国的废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经持刀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在帝国的废墟中挣扎求生。

汉斯?保曼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学会了木雕的同时,还学会了俄语。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说、散文和童谣,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儿童文学中,用寓言式笔调描写历史事件,反映人在极端权力下的思想状态。有人将这看作是他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对纳粹领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脱自己的责任。

海因里希?阿纳克则“幸运”地被英国人关押,参加60天强制劳动,进行“去纳粹化改造”。而在苏占区,他的作品被定为文化领域的毒草,需要坚决清除,如同当年他们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样。他一直以创作为生,不问政治,成了新时代的另类“内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则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右翼的旗帜性人物。在被关押3年后,他成立了“欧洲图书俱乐部”,拥有二十余万会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该俱乐部被贝塔斯曼集团收购后,其中的一些右翼写手,也成为贝塔斯曼的作家。

从纳粹激进者奇怪地转变为“内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则成为战后德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获奖无数,成为极少数能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畅销”的“风派人物”。

而屠杀犹太人,则是为了牢牢的将德国人民和自己绑在一起,当然,也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和我们天朝当年的“斗地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制造出敌人后,释放民众的不满情绪,又可以“合法”的剥夺他人的财产,并且,让众人都尝到甜头,赢得人心。

而且,当每个人手上都自动或者被迫沾满血腥,那我们永远只能沉沦在地狱中,成为魔鬼的帮凶,即使,有一天良心发现,也只能走向这条不归路。但是,也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真正忏悔的人,即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都愿意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们还有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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