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 中方警卫用俄语说“好”惹怒苏军官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4-12-15 09:51:02编辑:zhaoxiaoyan

导读:直到翻译来,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说这是语言误会,而不是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这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那时中央军委聘请的专家,多是苏军军官,军衔高的有上将。因为常和苏联的来宾打交道,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学习了一些俄语,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简单的词句。就用掌握的只言片语,加上用手比画,进行相互间的交流。

最初一段时间,毕竟掌握的词汇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闹了一些笑话。例如在接待苏军红旗歌舞团的时候,误会还闹得挺大。

那次,我和同事李树田护送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车的旅途中,广播里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车上的无论是苏军演员,还是中国的人员,闻讯无不感到悲痛。

因为在许多语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达,可以说“好”,所以当苏军的一位军官反反复复说:“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树田想告诉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词汇太有限,就以“哈拉绍、哈拉绍(俄语‘好’)”回答。

那位苏联军官一听就火了,因为他也学会了几个中文词汇,便大声嚷道:“什么哈拉绍,哈拉绍?!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你却说‘哈拉绍’?”看见苏联军官怒气冲天的样子,李树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译来,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说这是语言误会,而不是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这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由于那时的外宾主要是苏联的,又鉴于语言误会的出现,有关方面便请了教师,向经常与外宾打交道的干部们,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语,如“汽车”、“走路”、 “你好”等等。

就这样,我也学会了吃饭是“古萨依契”、军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类“洋泾浜”俄语。但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接触由稀疏到消逝,学的那点东西又全都还给老师了。

1953年2 月,我第一次尝试护卫西方来宾的工作,护卫对象是文幼章夫妇。文先生是加拿大的和平友好人士,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从小是在中国的四川长大的,能讲一口很好的蜀味汉语。他们是到访新中国比较早的西方客人,如若在华行程安全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将影响新中国的声誉。

我把他们夫妇护送到了上海,和他们一同被安排进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陪着来宾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刚从美国回国在世界和平大会工作的翻译虞艺佩,她年纪较大,我称她虞大姐。上海市还给我们配了一名翻译刘德曾小姐,一名警卫人员朱家来同志。

在上海出了件有意思的事,我带的惟一的一条裤子不小心弄破了,穿着破裤子陪外宾,有点损伤国体,可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虞大姐见我很为难,主动提出把她的一条裤子借给我。那时男女的裤子是有区别的,穿着很别扭, 可除此无他法,我只好将就着穿。

文幼章在上海有许多熟人,有朋友,还有他的学生,在上海几乎天天有活动。 他们夫妇还拜访了在上海的一些宗教界的知名人士,如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耀宗等。吴是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两位宗教团体代表之一,他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曾多次参加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座谈会,亲耳听周副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志气,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事情办好,基督教徒要把基督教徒的事情办好。基督教徒中有位吴耀宗先生,吴先生是个思想家,他有能力把基督教的事情办好。”

结束在上海的访问后,文幼章一行人又去了安徽。在蚌埠,我陪着他们看了宏大的治理淮河的工程,还参观了监狱、劳改所。每天的参观访问活动,文先生都要记录报道,还要拍下他和人谈话会面的场景。因为有时候文幼章无法自己给自己拍照,就让我帮他拍。就是在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参观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一门技术— —照相,那时用的是120 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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