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秘书忆希特勒：他像斯巴达人那样寡淡的生活
我永远不会拥抱有抽烟习惯的女人——希特勒
希特勒完全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他只吃素食，既不喝咖啡，也不饮浓茶或白酒。他深信肉食、酒精和尼古丁有害。谈话时经常回到这样的主题上来，并尽力让我们对他的厌恶表示赞同。他肯定地说，吃肉会让人想喝酒，而对酒的吸收会刺激抽烟，这样的一种恶习会带出另外一种恶果，加速使全国人民陷入可怕的悲惨境地。他认为尼古丁比酒精更可怕，把它看成毒药，其害处要一些年头之后才显现出来。
抽烟使人头脑迟钝，静脉血管收缩。体质的整体下降是所有嗜烟者的共同点。有一天，他开玩笑说：“实际上，消灭敌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送他们烟抽。”
若是有人胆敢反对他的这些说法，希特勒就会生气，那个倒霉蛋从此以后便不再值得尊重。多少次，他不无严肃地对我说：“要是有一天我看到爱娃暗中抽烟，我会立即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
希特勒曾想战后让禁烟合法化。他相信，这将是他为他的人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对希特勒来说，金钱和财产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他唯一的奢侈，是用真正的戈布兰地毯、古画、各种值钱的小摆设和鲜花精心装饰大房间。
希特勒是一个马虎随意、极端不注重修饰的人。他的衣服不多，而且毫不考究，时尚对他来说没有意义。鞋子不要夹脚，西装不要妨碍活动，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由于他习惯在讲话时做大幅度的激烈手势，他上衣的袖子都裁得很宽。他不喜欢到裁缝那里去试衣服。为了避免麻烦，他总是一次让人做三四套西装，按同样的方式剪裁，料子也常常相同。对于领带，他也没有任何讲究。他发现自己喜欢的领带时，便立即买上半打，并且都是同样的花色。
在战争期间，他身着制服，系一条事先已经成形的领带，一下就可以系好，这样可以少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在他上台的初期，大家总看见他穿着土黄色的有腰带的风衣，戴着灰色的天鹅绒帽子。后来，在奥伯萨尔茨堡的时候，他习惯穿一件毫不挺括的加拿大式风衣，颜色是显得很脏的灰色，戴一顶灰色军帽，黑色的帽檐大得夸张，几乎遮住了他的半张脸，宾客们常常感到吃惊。但希特勒完全不把别人对他的友好批评放在眼里，据说这个帽檐能够保护他的眼睛不受讨厌的阳光刺激。每次他身边的人和亲密的朋友建议他穿得考究点时，希特勒都会面露不悦，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的不满。只有穿起来舒适的衣服对他来说才有意义，他厌恶为举行正式仪式而穿的燕尾服。他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穿上这种硬挺刻板的衣服耸肩缩背地接见外国外交官不可。在他的实用主义面前，就连无尾常礼服也不会受到青睐。厌倦战事之余，他叫人做了一套双排扣的常礼服，他身边的很多人马上纷纷仿效。
希特勒从不戴首饰或手表一类的东西。直到最后的日子，他一直将他那块没有链子的大金表，放在西服上装的一个口袋里，但这块表几乎从来没走过。他经常忘记给它上发条，因此得常向他的工作人员或来宾们询问时间。这个时候他总是脾气很好，自嘲地说：“我的标准计时器又停了。”
确实，在他的眼里，表的作用不像在大多数人眼里那样。表的替代者是他的贴身侍从，早上，是侍从把他叫醒，并在一天中提醒他主要的会见时间。
希特勒睡觉的时候，房门总是上锁的。贴身侍从在说好的时间(一般在早上11点左右)敲他的门，叫着：“早上好，我的元首！您该起床了。”同时把报纸和早上的报告放在门前。希特勒会把它们拿走，快速浏览一遍。他的贴身仆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脱掉衣服或者是穿着室内便装的样子。
大约中午时分，希特勒按铃叫人送早餐。在早些年里，他的早餐还是由一杯牛奶和一些按特定食谱制作的面包组成。后来，他只吃苹果泥，最后吃的是根据一个瑞士医生的方子制作的糖煮水果，那是由牛奶、燕麦片、苹果泥、核桃、柠檬和其它一些东西做成的。他吃早餐时，副官会给他拿来紧急电文，让他知道前一晚发生的事情。然后，希特勒制定一天的工作计划。他在伯格霍夫逗留时，习惯在早上召集他的幕僚们在大厅向他汇报。置身于那个巨大的房间，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生理需要。他一边纵横踱步，一边和参加会议的人谈话，目光时不时地停留在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上，阿尔卑斯山的全景被框在像商店橱窗一样巨大的窗框里。
在这种会议上，希特勒经常忘记午餐时间。客人们在大平台上或各自的房间里耐心地等候。最后，希特勒终于来了，他首先向爱娃·布劳恩，然后向每位客人问好，抱歉自己迟到了。开始那些年，他只对已婚妇女行吻手礼，但后来，他习惯对年轻姑娘也那么做。然后，他对男宾们致意，精神抖擞地和他们谈话，直到饭店主人来宣布：“我的元首，请用餐。请您领某夫人或某小姐就座。”
希特勒于是开始找他的邻座女宾，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带她走到餐厅。跟在他后面的是挽着邻座男宾手臂的爱娃·布劳恩以及一对对其他宾客。
在餐桌上，希特勒总是坐在面对窗户的中间位置，左边总是坐着爱娃·布劳恩。用餐的时间根据下午安排的活动来定，餐桌上笼罩的气氛每次都不一样，根据当天的时局，气氛时好时坏。希特勒的情绪可以从他的举动和手势中反映出来。前一天用餐时他冷冰冰的，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而第二天却又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切都取决于他当时的情绪。
希特勒对饮食十分节制，特别喜欢单一的菜。他对菜豆有明显的偏好，然后就是豌豆和扁豆。他吃的东西和客人们吃的没有区别。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的饮食不带一丁点儿肉或油，他甚至拒绝喝肉汤。他对肉是绝对的厌恶，他的饮食和一般人相差很远。当我们谈到这一点时，他就给我们举马和大象的例子，它们都是很有力量的动物，而狗呢，它们主要吃肉，一用力就气喘吁吁。为了让他的客人们也不吃肉，他喜欢在餐桌上高谈阔论地说肉代表的是死去和腐烂的物质。当一位夫人用祈求的眼神看他一眼，希望他停止这种超现实的描绘时，希特勒反而说得更加来劲。看到他宣扬的肉的本源使人没了胃口，希特勒便觉得自己的原则得到了肯定。然而，在外宾们面前，他是不会表现出这种宗教般的奇怪热忱的。
但是，在夸耀自己的素食习惯时，他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投入地描绘粮食的生长过程，向我们描述农民如何用大幅度的庄严姿势在地里播种，然后麦子生了根，生长着，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在阳光下渐渐变成金黄色。在他看来，这田园诗般的画面说明人们应该重归大地，热爱它无私地赐予人类食用的自然食品。但这诗意的陈述最后总回到他最喜欢的主题：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到启发，厌恶吃肉。他用特别的方式来描绘屠宰场里血腥的工作场面：怎样宰杀牲畜，把它们砍成一大块一大块的，让本来胃口挺好的宾客们觉得很恶心。鉴于这样做有可能造成没人敢再接受他宴请，为了弥补，他最后又说，他绝对不会也不想强迫任何人像他那样成为素食者。
午餐过后，希特勒习惯召集来宾开会。然后，一群人一起散步，来到位于离伯格霍夫有半小时路程的度夏小楼脚下。希特勒和主要来宾走在最前面，其他人隔一段距离跟在后面，以便他们的谈话不至于被听到。所有的人都站在楼房的小高台上，欣赏着阿尔卑斯山壮丽的全景，然后一起喝茶。
当谈话出现冷场时，希特勒就展开他关于种族主义的阴暗理论，或是重提他夺权斗争的幸福时光，努力使谈话再活跃起来。但在喝完椴花茶，吃完巧克力和他的苹果挞之后，希特勒经常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倦意。人们看见他突然蜷曲在扶手椅里，用手遮住眼睛——他睡着了。
于是，爱娃·布劳恩活跃起来，开始和来宾聊天，经验告诉她，表示礼貌的沉默会打搅希特勒的睡眠。到了该离开的时间，爱娃会用不引人注意的动作唤醒希特勒。大家总是乘小汽车回伯格霍夫。
希特勒很少去著名的“鹰巢”，“鹰巢”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的一座峭壁顶部，俯瞰整个伯切特斯卡登。这座老鹰巢穴的构思和修建都是鲍曼的杰作。修建道路和钻探通向这座奇怪建筑的隧道花费惊人。整整一支部队的工兵被动员来做这件事。希特勒很为他的鹰巢骄傲，但乘坐电梯会令他心跳加速，只有外国领导人来临时他才到那里去，每次他们都对浮现在云中的悬崖峭壁和仙境般的景色赞赏不已。
我已经说过希特勒是个夜猫子。夜幕一降临，他的整个人会变得更开放，更活跃，因此，伯格霍夫的晚餐有着和午餐截然不同的特点。
希特勒喜欢女人用鲜花做饰物。有时，他会摘下装饰餐桌的花朵，并以动人的姿势把这朵花扔给女宾们。得到花朵的女子兴致勃勃地把这朵花别在头发上或胸前，希特勒于是会对她说些迷人的恭维话。当一个戴着花的女子走到他的桌前，而花的颜色不讨他喜欢时，他就随即从瓶中挑选一朵递给她，评论说，这花的颜色与她白皙的肤色或她裙子的颜色更相配。希特勒很少谈论流行服饰，却能抓住要领评点某套女装，称赞穿者的品位。他也曾公开地表示出对某些新时尚的厌恶，例如软木底鞋。
我认为希特勒对穿着的评价出自内心，并非为了恭维谁。我好几次听到他向爱娃·布劳恩赞美她穿的“新”裙子，但她气乎乎地回答说，她已穿过好几次了。
晚餐过后，客人们在小客厅汇合。这个房间特别受女性喜爱，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陶瓷火炉，呆在里面暖洋洋的。
在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希特勒讨厌太阳，他之所以买下伯格霍夫，是因为它地处奥伯萨尔茨堡的北侧，房子因此整日处在阴影之中。阳光的热量不能穿透厚厚的墙壁，盛夏时那里很凉爽，下雨时则寒气逼人。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但他的客人们却冻得难受，一有可能就冲向沿着陶瓷炉子摆放的凳子。
在这间屋子的一个角落摆放着成套的辞书。在谈话中，当宾客们的意见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一条河的宽度或是某个城市的人口与希特勒的意见相左时，大家就求助于词典把问题弄清楚。希特勒在所有问题上都要求精确，他可查两种版本的词典来确认他是正确的。他在这个小客厅里常常单独会见某位宾客，会见一结束，他就请所有的客人跟随他到大客厅去，在那个著名的壁炉前就座。对包括我在内的怕冷的女士们非常不利的是，壁炉并不总是有火，因为此事只有希特勒才有权决定。
在大客厅，爱娃·布劳恩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左边则留给希特勒给予殊荣的人。希特勒几乎总是有话要说，每当白天接见了一位外国外交官后，晚上他就把对这位外交官的印象告诉我们，然后对这个国家发表长篇演说。因为他有着病态的好奇心，他往往一面说还一面四处观察。
当几个宾客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或是某人突然笑起来时，他即刻就想知道原因。在战前，我们经常故意这样做，以便告诉希特勒一些不这样做就不好向他说明的事情。每当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低语时，希特勒就要求知道谈话的内容，我们就借此告诉他一些通过正式途径不易被提及的消息。
壁炉前的这一幕幕常常在凌晨3点钟结束。爱娃·布劳恩总是比希特勒早走一步。
星期天并没给常规生活带来任何新奇之处，希特勒讨厌复活节、圣诞节之类的节日。自从他的外甥女格利·劳巴尔死后，圣诞节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他同意在大厅一角摆放一株松树，但禁止唱感恩歌。在最后几年里，他甚至禁止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在希特勒身边过圣诞节更忧郁和更令人沮丧的事情。
然而，新年却按传统习惯进行庆祝。酒席很铺张，大家痛饮香槟酒。12点时，希特勒用嘴唇沾沾杯子里的汽酒，和宾客们一起为新年干杯。他每次都做一个吓人的怪相，就像喝下了毒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爱这种“酸水”。我只有一次看到他满意地喝了一杯陈年餐酒，这是他在1944年圣诞节收到的。当别人想给他再倒一杯时，他坚决地把杯子推开。第二天，他又尝试了一次，但对酒的厌恶马上又占了上风。
除夕的夜晚，希特勒和他的客人来到别墅的平台上，向鸣响礼炮的伯切特斯卡登居民致意，然后，他在每位来宾的请柬上签名，让大家照集体照。
希特勒的生日没有任何特色。当他身边亲近的人向他表示祝福时，他必然会和我们干杯，并且对着香槟做个厌恶的鬼脸。下午，他把奥伯萨尔茨堡的所有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吃很多可可糖和点心。
希特勒唯一的消遣，是接见慕尼黑魔术师俱乐部主席。希特勒饶有兴趣地观看他表演变戏法，说一大堆恭维话，但我从未见希特勒放声大笑。当一场表演很有趣，令他乐在其中时，他最多也只是小声地发出一种尖利的咯咯声。他在书本中看到发生在一个坏男孩身上的倒霉事，觉得很有趣时，也是如此。希特勒不会用爽朗的笑声表达自己的欢乐，我只有两次看到他得意忘形。
第一次是1939年春天的一天。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希特勒周围人员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和捷克共和国总统哈查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谈话的赌注非常大，将会决定和平或是战争。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和比我年长的女同事焦虑地数着一圈圈转着的表针。
突然，门被党卫队的两个彪形大汉推开了。希特勒向我们冲过来，眉开眼笑。“孩子们，”他喊道，“快在我的每边脸上吻一下。快！”这奇怪的行为使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照做了。希特勒马上欢呼道：“孩子们！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哈查刚刚签了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胜利！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被载入史册！”
另一次是1940年6月在埃菲尔铁塔前，有人告诉他法国已请求停战的时候。他心花怒放得完全不能自已。帝国的主宰者在百年树阴下，当着他惊愕的将军们的面跳起了圣吉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