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合称“四大美人”,成为了史家与文人的永恒话题。而四大美人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也透露着古人对美的理解,对女性的理解。
西施
西施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的野史《越绝书》。西施在灭吴后追随越国的谋士范蠡隐居于五湖烟水之中,陶然忘世。据说后来范蠡还成为了富商,西施自然也成了老板娘。这是大团圆的结局。但古人似乎更欣赏“美的毁灭”这一模式。早在《墨子》一书中,便记载了西施被沉江的命运。
《墨子亲士》篇说“西施之沉,其美也。”西施之所以被沉江,是因为她的美。为什么因为美而沉江呢?墨子没有说。或许是因为被嫉妒,或许是因为被侮辱,但世间美好事物的命运,或许大抵如此。至于西施是如何沉江的,《吴越春秋》则给了更为详细的记录:“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也就是说,西施是被越国人放入盛酒的皮囊中沉入江底的,约等于蛮俗中的“浸猪笼”。至于越人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吴越春秋》也没有明说。当然,我们都知道越王勾践是一个“鸟尽弓藏”的狠角色。他既然能命令功臣文种自裁,对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呢?当然,也有可能沉西施的只是越国人民,越国人民害怕越国重蹈“红颜祸水”的覆辙,于是狠下心来,玉石俱焚。
西施的结局,都说明了古人对“红颜祸水”的恐惧。其实对美的恐惧,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凡和优秀的恐惧。西施除了貌美,其锐身赴难的高贵人格,为国捐“贞”的英雄精神,以及无所畏惧的仁者之勇,或许也是世人无法容纳的一个原因吧。
王昭君
《后汉书南匈奴传》中记录说,呼韩邪单于来汉朝觐见,汉元帝命宫中候补宫女陪伴。呼韩邪单于看上了昭君,昭君“顾影徘徊,悚动左右”,汉元帝这才发现宫中有这么一位大美人自己却没有发现,但既然被友邻看上,便只能顺水人情,吃哑巴亏。其间根本没有毛延寿什么事。后来呼韩邪单于去世,新单于即位。新单于要按照匈奴习俗娶母亲昭君为妻,昭君无法忍受,写信给汉朝要求归汉,但汉成帝却不恤昭君的屈辱,要求昭君继续留在匈奴,做新单于的妃子。昭君只好顺从,委身于亲生儿子。
东汉文学家蔡邕的《琴操》一书则给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版本:昭君入匈奴后,并不受呼韩邪单于的宠爱,昭君只能满腔悲愤诉诸琵琶,“分明怨恨曲中论”。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的亲生儿子做了新单于。新单于要娶母亲昭君为妻,昭君无法接受这一乱伦之举,于是饮药自杀。应该说,《琴操》里的记录更符合国人对于昭君的期待和想象。当然,这也说明了政治斗争的无情、传统女性的悲惨。
昭君在匈奴是否快乐,这在后世文人当中也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比如在王安石看来,汉朝辜负了昭君,所以昭君离开汉朝,投入异乡,就一定能获得“深恩”和“相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这是一种很奇特的逻辑,王安石仅仅将昭君出塞视作一己境遇之“改善”,对昭君挺身而出,担荷国难的高风亮节视而不见。如果说昭君出塞之际也有一丝慰藉,那就是以一己微弱之力,换得了胡汉之和平。
貂蝉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中,貂蝉是唯一一位无史料记载仅存在于小说戏剧中的人物。熟悉《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貂蝉最后的露面只在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中,吕布败亡之前,貂蝉劝诫吕布“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此后便如“貂蝉已随清风去”一般,再无下落。但民间却有不少传说,继续那一套“红颜祸水”的演义。比如昆曲《关公月下斩貂婵》中,吕布在白门楼被斩后,妻子貂蝉被张飞转送给关羽,但关羽拒绝接受这位被玷污过的女子,并害怕祸水降临到身上,于是夜里传唤貂蝉入帐,拔剑斩貂蝉于灯下。应该说,关羽在历史上的伟大形象,完全被这个故事“黑”了。他既然惧怕祸水,自己不染指便好,又何必向一个弱女子挥剑?而且关羽忘记了貂蝉的献身和牺牲,忘记了貂蝉在诛杀董卓行动中的伟大贡献,只盯住了红颜一点便大开杀戒,未免太冷酷了。
当然,民间对貂蝉的理解之同情也给予了貂蝉另外的结局,例如明代戏曲《关公与貂蝉》中,貂蝉向关羽陈诉内心的屈辱,并讲述了自己在王允的美人计中为汉室锄奸的经历,终于赢得了关羽的爱慕与景仰。但是关羽最终仍不为所动,貂蝉也只好以自刎来证明自身的高洁。这些都是悲剧性的结局,当然也有善终的,比如在一些戏曲中,貂蝉最终守节未嫁,终老山村,被后人追祀,或者出家为尼,寿终正寝。或许在那个时代,貂蝉这样的有政治担当却又为此“失节”的女性,最好的归宿仅仅身后之名而已吧。
杨贵妃
杨贵妃的故事比其他几位美人显得更加荡气回肠。按照“红颜祸水”的惯性思想,人们更乐意认为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沉溺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大唐中衰。其实,造成“安史之乱”的,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从隋代中期开始,“兵农合一”的府兵制逐渐瓦解,对兵源的需要使得唐王朝开始实行“募兵制”,即招募临时雇佣军以充兵源。募兵制的好处是暂时保证了兵源,但坏处是无法保证军人的忠诚。如果说“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中,亦兵亦农的身份使得士兵守土有责,寸土必争,那么募兵制中的兵丁仅仅是为了糊口,一旦有更大的利益,便饱即扬去,有奶即娘。而安禄山、史思明恰恰就是凭借募兵制混入大唐军队中的粟特族流氓,因为有了对契丹、奚族的军功而步步高升。作为边陲藩镇的安禄山、史思明,在做大做强之后,唐王朝赍盗以粮的蛮族雇佣兵便成了叛乱的主要力量。总之,安史之乱不是杨贵妃造成的,甚至不是玄宗造成的,而是募兵制的不完善造成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时,禁军主管陈玄礼及其手下士兵哗变,以杨氏兄妹误国为名,要求玄宗诛杀杨国忠并赐死杨贵妃。一代美人,最终在众意的压迫下香消玉殒。历史学者黄永年认为,导演了马嵬兵变的幕后主使乃是宦官高力士。高力士因与杨国忠历来不合,故借此机会除去杨国忠,顺便杀死杨贵妃,而禁军主管陈玄礼只是高力士拉拢和控制的势力。也就是说,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的呼声,仅仅是政治倾轧中的噪音,不具备多少民意基础。相反,在生死之际,杨贵妃为君王摆脱困局而慷慨赴死,反而体现了顾全大局的胸襟。
四大美人的美,不仅是外形之美,而且是德性之美。她们身上体现的家国情怀、牺牲精神和高洁品质,与历史上的男性楷模并无二致。不管是西施的以身许国,昭君的琵琶出塞,貂蝉的报恩诛贼,杨贵妃的顾全大局,她们身上都体现了并非男性专有的勇敢、慷慨、无私和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