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恨太监：却也有几位名垂青史的太监
有明一代，阉宦为害颇烈，史书称：“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其祸肇始于王振，越发于刘瑾，而致极于魏忠贤，此三人为明代宦竖中弄权害政之最可恶者，此外仍有汪直、梁芳、曹吉祥之流，其破坏力较王刘魏三人虽略逊一筹，却也极尽祸国殃民之能事。大明帝国之最后倾亡，此类群小作孽颇多，其咎难逃。然细观史书所载，此侪亦“间有贤者”，虽为数不多，今人于其同类为非作歹者深感痛恨之余，对其当中之一二贤者亦当有所注意，并给予公正首肯，以全前史之本来面目。
三保太监郑和，率众历尽千险，七下西洋，开创前无古人之壮举，恃强而不凌弱，播扬我中华友好和善之诚意，促进了中土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间之经济文化友好交流，其功业至今为世人称叹不止。
太监怀恩，宪宗在位时掌管司礼监，当时“汪直理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但由于怀恩官位在汪梁等人之上，且其“性忠鲠无所挠”，使得“诸阉咸敬惮之”，而使得汪梁等人不敢像王刘魏三人那样过分地胡作非为。怀恩为保全朝中善类，亦是用心良苦，费力颇多。时为刑部员外郎的林俊“性侃直”，“上疏请斩妖僧继晓并罪中官梁芳”，梁芳为宪宗所宠爱万贵妃赏悦，继晓则因进献秘术而为宪宗本人宠信，故“帝大怒”，将林俊“下诏狱考讯”并“欲诛之”，怀恩全力护救，以致宪宗龙颜大怒，“投以砚曰：‘若助俊讪我。’”尽管如此，怀恩仍不作罢休，“免冠伏地号哭”，在被皇帝轰出朝堂之后，派人告诫拷问林俊的镇抚司官吏不可滥杀忠良，赖其保全之下，林俊最终得以获释。宪宗曾因星变而罢黜传奉官（指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常导致官员冗滥），而“御马监王敏请留马房传奉者，帝许之”，此事为怀恩知道后，将其大训一番：“星变，专为我曹坏国政故。今甫欲正之，又为汝坏，天雷击汝矣”，使得“敏愧恨，遂死”，其一身正气可见一斑。还有一事亦体现其作风之正派，一名章瑾者企图通过进献宝石来求得锦衣卫镇抚一职，被怀恩严词拒绝：“镇抚掌诏狱，奈何以贿进。”宪宗晚年，“惑万贵妃言，欲易太子”，也是“恩固争”，才得以保全，但自己却被“斥居凤阳”。孝宗即位，将其召回，“仍掌司礼监”后，怀恩也是积极告劝新皇帝斥逐奸猾小人万安，重用以直谏而名的王恕，在其用力之下，“一时正人汇进”，其死后，“赐祠额曰显忠”。
宦者覃吉，孝宗为太子时，侍奉左右，“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多次引导储君向善，当“宪宗赐太子庄田”时，“吉劝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并讽劝太子勿近荒诞不经之佛书，而应学习导人向善之《孝经》诸书，史称“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太监李芳，为“穆宗朝内官监太监……以能持正见信任”，曾弹劾过世宗朝“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侵盗万计。其属冒太仆寺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的工匠徐杲，致使徐杲“下狱遣戍”，并“尽汰其所冒冗员”，“又奏革上林苑监增设皂隶，减光禄岁增米盐及工部物料”，为国尽忠不浅。当时“司礼诸阉腾祥、孟冲、陈洪方有宠，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指穆宗）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即引导作为一国之君的穆宗不务正业，嬉玩怠政，对此，李芳“切谏”，却使得“帝不悦”，并在腾祥等辈群小的谄陷下，“下刑部监禁待决”。
万历一朝矿监税使四出搜括，切削小民，为害地方，弄得举国不得安宁，但其中亦不乏善类可陈者。时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陈矩，史称其“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一年，有人作名为《续忧危竑议》的妖书造谣生事，“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祯，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惹得神宗龙颜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圣意之下，“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某些奸佞小人想借此机会对其平素所嫉之人进行打击报复，如“（王）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其时所陷之人多为朝中正类，“鲤素鲠亮”，“正域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归之”，而王之桢则是与“同官周嘉庆有隙”，于是“矩正色拒之”。最后结果是，“鲤、正域、嘉庆胶株连者，皆赖矩得全”。万历三十三年升掌司礼监后，陈矩仍善举频行，“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其死后，“赐祠额曰清忠”。
王安，于万历二十二年由“陈矩荐于帝，命为皇长子伴读”，当时万历皇帝所宠“郑贵妃谋立己子，数使人摭皇长子过。安善调护，贵妃无所得”。谋害太子的“梃击案”发生后，郑贵妃担心祸及己身，“安为太子属草，下令旨，释群臣疑，以安贵妃”，两边各作保全，其智其忠由此不难看出。光宗即位后，“擢司礼秉笔太监，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书舍人汪文言言，劝帝行诸善政，发帑金济边，起用直臣邹元标、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称贤”。移宫一案当中，西宫李“选侍与心腹阉李进忠（即魏忠贤）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杨）涟”，使得熹宗顺利即位，避免了李选侍及阉竖魏忠贤乘此时机玩弄大权。可惜的是，魏忠贤与客氏掌权后，王安最终为其合谋所害。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攻北京，都城即将陷落，大势已去之时，提督京宫的太监王承恩，仍“急发炮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帝崩于寿皇亭”后，“承恩即自缢其下”。常言道，“患难见真情”，与其相比，国难当头因贪生怕死或弃城而走，或开关迎降的高起潜、杜勳等辈则难免为后人所唾弃不齿了。福王当国时，赐其谥“忠愍”，“建旌忠祠祀诸死难者，以王承恩为正祀”，大清立国于北京后，“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可见其事主之忠心亦为时人所深深钦服。
阉宦之人所罹身体之祸，太史公称之曰：“最下腐刑极矣！”于此痛惨境遇之下，仍能上匡君失，忠心事主，或保全善类，攘除奸佞，或实心用事，公忠体国，其身正行端之浩然大气岂能不为吾辈所景仰有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