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和尚为什么叫“说不得”：暗讽明初文字狱

凡是读过金庸《倚天屠龙记》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段情节：当蛛儿被吸血成性的青翼蝠王韦一笑抢走后，张无忌狂奔于大漠黄沙之上，试图追上韦一笑从而救回蛛儿。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布袋和尚尾随其后，将张无忌套入了乾坤一气袋中，并背上了光明顶。

这个布袋和尚的名字很有趣，叫做“说不得”，禅味十足，很符合布袋和尚之名。佛曰：“不可说”，一落言筌，便失第一义，所以佛祖拈花，伽叶微笑，说则不得，言语日近而道心日远，至于禅宗对答多以机锋行事也是出于同一考虑。除此之外，“说不得”一词还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社会文化禁忌，这一点上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倒是相差不远。

《倚天屠龙记》的时代背景是元末明初，最终朱元璋窃取了明教的领导权，建立了明朝。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也是僧人出身，在“说不得”一词的理解上却殊乏禅味，他所喜好的是作为禁忌的“说不得”。

按照赵翼《廿二史劄记》中“明初文字之祸”条目所载：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其中有以“睿性生知”之句而被杀，原因是“生知”一词在发音上涉嫌影射“僧”字，而朱元璋本人在早年时曾做过僧人;另一位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其中用了“圣德作则”一语而被诛，原因是“则”字的发音上接近“贼”，涉嫌影射朱元璋参加红巾军的经历。“僧”字说不得，“贼”字说不得，连和它们发音相近的字也说不得。蒋镇和孟清因为仅仅说了其中的一个字就被砍头，与后面徐一夔的例子相比显然有点冤屈了。赵翼引《闲中今古录》所载，杭州教授徐一夔所作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见以后龙颜大怒，将徐一夔处斩，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十二字中“僧”和“贼”的忌讳全都触犯，徐一夔倒也算得上是罪无可恕了。笔记与野史记载中难免有一些虚构不实之处，然而过去君主高高在上，由于臣子们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而行使手中的生杀大权，原本不足为奇，更何况其中或许尚有政治因素和其它隐藏的诸多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统治者乐此不疲地玩弄的这种血雨腥风版的“说不得”的政治游戏，其目的显然不单是发泄一时的个人情绪，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在社会、政治、文化场域内建立一套禁忌符码来巩固君主的绝对权威，平衡、制约各种政治势力，禁锢人心，钳制舆论，确保其家天下的局面。

此种“说不得”游戏中体现的阐释学尤其引人注目。阐释权掌握在帝王手中，主观随意性较大，原本歌功颂德的臣子，却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惹祸上身，如此这般，天下士人难免提心吊胆，人人自危。那是不是一旦破解了这套禁忌符码(比如不说“生”字，不说“则”字，便可享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言论乐趣呢?事实上未必如此。朝廷上还有各式的帮凶，整日里忙着影响和引导帝王的阐释，试图从言语中读出点什么东西，发现几个大逆不道的词汇，从而达到相应的政治目的。

赵翼在“明初文字之祸”条的最后提到，由于朱元璋当时崇尚文治，导致不少开国武将不满，告以“文人善讥讪”之名，并以张九四(张士诚的小名)为例，说他对文人厚待有加，而文人在给他撰名时却取了“士诚”这样的名字。朱元璋开始觉得“士诚”这个名字也不错，于是那帮武将们便积极发挥阐释的主动性，说《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的句子，最后导致朱元璋在阅览奏章时，“动生疑忌，遂起明初文字之祸”。赵翼归纳的“明初文字之祸”其起因未必正确，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关于语言的禁忌符码永远也无法得到彻底的破解，因为随便一个词都会经由某种人为创建的关联而形成对禁忌的冒犯。

回到《倚天屠龙记》，当张无忌问布袋和尚的名字时，布袋和尚道：“说不得。”可怜的张无忌未能领会，继续问道：“为什么说不得?”布袋和尚回答：“说不得就是说不得，还有甚么道理好讲!”此种封建专制体制下“说不得”的阐释游戏，颇似布袋和尚的随身法宝乾坤一气袋，袋口大张，随时就会套在别人的头上，而且还不许口袋中的人有任何追问。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禁忌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那几个词语本身，有效地制造一种了无处不在的威胁，再加上阐释构建关联的随意性以及朱元璋“治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对明初士人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强烈挤压，造成“天下股慄”的局面。

明初士人若想明哲保身，自当谨记布袋和尚对张无忌的告诫：“你已落入我乾坤一气袋中，我要取你小命，你逃得了么?你只要不动不作声，总有你的好处。”据《坚瓠集》记载，朱元璋有一次进入一座寺庙游玩，发现里面悄无一人，只看见壁间画有一个布袋和尚，墨迹犹新，旁边题有一偈：“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世上没有几个人像张无忌那样神功盖世，能将乾坤一气袋胀破，那些喘不过气来的明初士人们所祈求的，也仅仅是将袋口放宽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