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位列战国七雄之列：最大功臣相国申不害

申不害，亦称申子，战国时期郑国京县（今河南荥阳，属郑州）人，约公元前385--公元前337，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术”著称于世。韩灭郑后，他被韩昭侯起用为相，进行改革。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富兵强。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郑（今河南新郑，属郑州）。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郑国灭国之时，申不害年岁约在20～30岁之间。作为一个亡国之贱臣，申不害可能杂学诸说。因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学术理论中都有“术”的成份。有人根据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迹，认为他是由道入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仅归为道法两家。申不害相韩时，韩国已处弱势。韩昭侯即位不久，颇具雄心，任用贱臣申不害即为一例，申不害才华得有用武之地。申不害学术思想及变法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