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活跃的政治家,明治维新的领导人。通称吉之助,号南洲。萨摩藩出身,生于下级藩士家庭。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
西乡隆盛,(さいごう たかもり,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前期一直从事于倒幕运动,维新成功后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因坚持征韩论遭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后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兵败而死。
少年时代
1828年1月23日(文政十年十二月七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是御勘定方小头西郷九郎隆盛长子。天保12年(1841年),行成人式,改名吉之介隆永,加入下加治屋郷中的青年组织“二才组”。 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武士的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学,向福昌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公武合体
西乡28岁时做了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影响,并受到勤王家藤田东湖和桥本左内等人的影响,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1854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两人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更加坚定忠君勤王的志向。
明治维新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西乡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西乡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镇压。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通过胜海舟了解了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为此后的同盟做好了信任基础。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年轻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部署就绪后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组织优势兵力反扑,史称戊辰战争。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指挥有效、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后,西乡率领政府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西乡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
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西乡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杰”。
西南战争
1873年在维新政府的改革下,武士逐渐失势,尤其是下级武士渐渐无以维生,征兵令施行后,下级武士正式被宣告失去军权,西乡隆盛为图恢复下级武士的势力,遂起“征韩”、“征台”,毛遂自荐担任遣韩大使,维新重臣大久保利通等人当时自欧美考察返国,认为维新政府一切应以内政为重,因此否决西乡的提案,西乡愤而下野,在1874年(明治七年)回到萨摩。(大久保利通并不是反对对外侵略知道当时日本的国力和世界的差距主要精力放在内治而暂缓。当时日本的国力无法征服朝鲜,更不能大败朝鲜的后台老板-洋务运动而国力稍微上升的清王朝)西乡辞职回家乡在萨摩,建立了“私学校”传扬士道。
士族问题越演越烈,日本各地不平士族陆续叛乱。规模较大的有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贺县发动的佐贺之乱。该事变平定后,日本政府为安抚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识最强的萨摩士族。同年(清同治十三年)因有琉球难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杀害,日方遂进行台湾出兵(中方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升为中将,并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领兵三千余名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军事上日本失败,但是仗着由美国撑腰,清政府也腐败无能拿钱消灾,清政府索赔50万两白银,日军退出台湾岛。
士族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药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当时西乡隆盛并不在鹿儿岛,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但依然回到鹿儿岛统率士族们,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并在熊本城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撤退回到鹿儿岛,在负伤的情况下由部下介错,日本最后一场内战结束。
1877年西乡隆盛之官位遭到剥夺,然民间同情声浪甚高,明治天皇也曾表示惋惜之意。在黑田清隆努力奔走下,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同时获得特赦,并追赠正三位之官阶。
西乡隆盛领导的下级士族起义代表了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民权派、激进派关系密切。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西南战争失败后,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事实上西乡隆盛本身也是大陆政策的支持者,而且当时的历史潮流是列强瓜分殖民地,所以说日本谁执政日本的侵略性质是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