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50万军溃败英宗被俘促使大明重修长城
公元1449年，明朝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一大早，河北境内，一大队人马正由宣府(今河北宣化)向明京师北京方向进发。这是一支明朝的军队，人数众多，将近五十万，旌旗蔽日，刀戈耀眼，声势极大。然而，这些明朝士兵看起来相当疲惫沮丧，似乎不但饱经风雨，更还有几分逃难的模样儿。
宣府镇占冀州地，秦汉为上谷郡;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属辽国;金灭辽后，属金国;元朝时，属中书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属京师万全都指挥使司。
宣府还是九边中最为重要的边防重镇。明朝建国之初，元朝残余势力远走大漠，为了防御蒙古的南下侵扰，明朝廷沿长城一带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历史上所谓的“九边”，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总共驻守有四十万军队。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九边之中，以宣府最为冲要，故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称(古时将府州县分为四等，重要关隘和要道边城称为“冲要”，列为第一等)。宣府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宣府镇更成为拱卫京师、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称：“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为宣府的关键位置，这一带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据史书记载，仅明朝一代，宣府周边就发生较大战事五十余次。不过，自明朝建国以来，宣府一带便“不置府县，只遣将率士守护”，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规模地迁移到居庸关内，宣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屯兵驻军的军事用地，广阔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积，水草肥沃处，均成为明军的牧场，用来养马放牧。只是，现在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明军，全然没有在自己家园的那种悠然，而只有惶然、惊恐清晰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有谁会相信呢，在这支声势巨大却又狼狈不堪的军队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国的天子——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英宗为他死后庙号，本书中按照惯例一律采用庙号来称呼皇帝，特意说明)，而英宗身边的扈从人员无一不是当时声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音yě，同野)、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棨等等。
马车中的英宗朱祁镇虽然不像外面的士兵那般狼狈，但明显的兴致不高，这与他年轻而略显稚气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觉得总有什么不知名的缘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车里显得愈发憋闷起来，英宗忍不住掀开了车帘。随侍在车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会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请放心，臣已经安排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我军兵强人众，谅瓦剌不敢追来。”年轻的英宗这才松了口气，稍觉安慰。他自孩童起就与王振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礼。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天，将成为朱祁镇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就在英宗朱祁镇一行急着赶路的时候，蒙古瓦剌(音la，同辣，清人称瓦剌为厄鲁特或额鲁特，或卫拉特)军队闻风追袭而来。英宗朱祁镇听到消息，惊慌失措，下令急退。英宗此时早已经忘记了，他这次率五十万大军出关，目的就是为了御驾亲征，与蒙古人金戈铁马地奋战一场，尝尝建功立业的感受，只可惜，出师未捷。
明军后卫恭顺伯吴克忠(蒙古人，原名答兰)和都督吴克勤(蒙古人，吴克忠三弟)部负责断后拒敌。吴克忠部经历了长途辗转跋涉，早已经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匆忙之间与追击而来的瓦剌主力交战。最可笑的是，大部分明军竟然不能熟练使用自己的兵器。
明朝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此次出征前，英宗下令临时从武库中拿出八十万件兵器分给士卒，连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使用的先进火器也拿了出来，配给军队。火器是对付骑兵的有利武器。明成祖朱棣在与蒙古的战争中，曾经充分展示了明军火器的优势。他所组建的神机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立枪炮部队，明军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然而，对随同英宗出征的明军而言，他们从来没有练习过如何使用火器，仓促之中难以发挥。尽管吴克忠奋力鼓舞士气，督促战斗，瓦剌骑兵还是很快占据了山顶，取得地利之便。瓦剌军箭石乱发，明军官兵死伤大半，队伍开始溃散。吴克忠下马跪射瓦剌军，射完最后一支箭后被瓦剌军重重包围，他丝毫不惧，依旧奋勇杀敌，用短枪格杀数十人。最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均力尽战死，担任后卫的明军全军覆没。
[火药是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武器发射的能源。唐代末年开始用于军事。自宋太祖开宝年间，军队已经开始进行火药武器的实验和制作。宋咸平三年(1000年)，第一个千禧年的九月份，宋军的火药武器终于研制成功，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向宋真宗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威力惊人。后来，又有冀州团练使石普献上了他自己制造的火箭、火球，并在皇宫中为皇帝作了示范表演。火枪在元朝和明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戚继光在抗倭时便使用了大量火器。令人遗憾的是，一度拥有领先火器的国度，却在“刀马娴熟”的满清统治下，完全丧失了武器优势，导致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败报飞至，英宗朱祁镇大惊失色，又派成国公朱勇(靖难功臣朱能之后)、永顺伯薛绶率明军三万余，前去救援。朱勇、薛绶求战心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今涿鹿的西北四十里)，结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军猝不及防，仓促抵挡一阵后，全军溃散。
明军主帅薛绶战到弦断矢尽，仍用空弓顽强抗击敌军。薛绶，蒙古人，原名寿童。瓦剌军恼怒他顽强抵抗，将他残酷地支解杀死。之后知道薛绶原来是蒙古人，杀死他的瓦剌军哭道：“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明史·卷一百五十六·薛斌传》)(注：薛斌为薛绶父，原名脱欢)朱勇、薛绶相继战死后，近四万明军骑兵几乎全部损失。
英宗朱祁镇听到两军相继败亡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先前亲征时要与敌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全无，下令全军急速逃跑。此时，追袭的蒙古瓦剌军队不过二万，而明军却有几十万，实力对比悬殊，而占有优势的一方竟然要奋力逃跑，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咄咄怪事。
傍晚时分，逃跑的明军大队人马到达土木堡。土木堡西面是鸡鸣驿，北面是麻峪口，均为重要驿站，明军驻有重兵把守。而土木堡东面二十里，便是怀来城，城深墙厚，有明军总兵官驻扎。明大军若是继续行军，往东南便是居庸关。居庸关地形极为险要，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对居庸关进行重点修缮，与长城连接在一起，成为京师北面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大军过了居庸关关墙，凭借雄关据守，便可高枕无忧，绝对安全。
土木堡四个方向的战略要地，英宗朱祁镇随便选择一处前往，都可以延缓瓦剌军的追击。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在王振的强烈建议下，明军大队人马选择了驻扎在土木堡。
再来看看土木堡的位置和地形。明朝初年，明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长城的防务，除了派驻重兵守卫，还从山西一带迁移大量的民众到长城沿线，一方面开荒垦田，另一方面修筑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大都建在长城以内的重要关口和谷地，成为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为数众多的城堡则与长城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土木堡便是明代在宣府地区建立的众多城堡之一，是当时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修设于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妫水流域，北锁怀(来)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东拱京畿门户，堪称冲要之所。土木堡紧挨着狼山，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势险要。不过，作为一个城堡而言，倘若没有即将到来的这场著名的战役，它或许至今仍旧默默无闻。
从地图上看，土木堡呈帆船状，长三里，中间狭窄，里面少井，饮用水不够，是绝对容纳不下五十万大军的。十分可惜的是，英宗朱祁镇倚为重要谋臣的王振没有任何军事眼光。毕竟，他只是个弄权的宦官。不仅如此，王振之所以要坚决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私心——他私人的一千余辆辎重车还在后面，没有赶上大队人马。辎重中有不少奇珍异宝，都是这次出征过程中沿途官员进献的，他担心会落入蒙古瓦剌军队的手中，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事实证明，王振这为了一己之私的决定，导致他损失得更多。
此时，随从的文武官员都强烈建议英宗朱祁镇赶快退到怀来县城，固城自守，不要在土木堡久留。英宗朱祁镇没有任何主见，一切听从王振的安排，大臣们均被王振斥退。王振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能左右皇帝的决定，他是如何能做到这点，后面专门谈到宦官时再做介绍。
六十五岁的兵部尚书邝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请英宗车驾速入居庸关，同时发精兵殿后。结果，奏章被王振扣住，英宗根本就没有看见。邝埜情急之下，又亲自到行殿求见英宗，力请皇帝入关。王振挡住他，喝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明史·卷一百六十七·邝埜传》)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大怒，高声喊叫侍卫，将白发苍苍的邝埜拉扯了出去。
邝埜堂堂兵部尚书，为大明朝廷最高军事长官，却被一个宦官赶了出来，自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王振虽说只是一个宦官，却是明朝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无不对王振切齿痛恨，却因为英宗朱祁镇对其极度宠幸，而对其没有任何办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王振没有办法。此刻，英宗的随从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尊，声望也最高。邝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去找这位四朝元老，请他出面来制衡王振。
英国公张辅的父亲张玉，还在元朝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张玉传》)，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干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燕王朱棣后来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和武将张玉。然而，张玉“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东昌之战也是朱棣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当时朱棣被南军(明惠帝朱允炆的军队)重重围住，左冲右击，始终冲不出敌阵。朱棣手下大将朱能闻讯带着蒙古骑兵前来营救，奋力死斗，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冲进了南军，保护朱棣冲出敌阵。而张玉并不知道朱棣已经脱险，也率军冲入敌阵去营救朱棣。因寡不敌众，格杀数十人后，战死在南军阵中，时年五十八岁。朱棣痛极而泣，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后加封为河间王。
张辅便是张玉的长子，但他的显贵，却不是沾了父亲的光，而是全凭自己的才干。张辅自幼追随父亲张玉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侯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的功绩则是在征安南(今越南，又称交阯)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名义上仍然是中国的属国。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还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此后，凡是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朝廷的正式认可。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安南原来的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便顺水推舟，正式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明朝，向明成祖朱棣哭诉，说：“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这一番话，声情并茂，深深打动了明成祖朱棣，但朱棣还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真正身份，于是将其安顿下来，等安南国王胡汉苍派使者来朝贺时，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由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经无可怀疑。明成祖朱棣最终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不料胡汉苍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胡汉苍预先设下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子底下，杀死了陈天平。明成祖朱棣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当时明军由名将张辅领兵，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
[永乐时期，明军兵锋极健，安南慑于张辅的威名虽然重新归附了明朝，但由于历史渊源，安南民心不附，之后几乎没有断过兵燹，战争绵延长达三十年之久。这极大地牵制了明朝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军费开支也成为明朝廷的沉重负担。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时，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明朝军队不断在安南遭到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最终决定放弃安南，彻底扔掉这个历史包袱。此举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议，反对者不在少数。但其实为休兵养民之举，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减轻了明朝人民的负担。]
张辅四征安南时，成祖朱棣赐宴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张辅进封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朱棣长子朱高炽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师，威震中外。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但是仁宗仅做了九个月的皇帝就病死在钦安殿。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成祖朱棣第二子)预备谋反。朱高煦与英国公张辅曾经在靖难之役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叛乱之前，朱高煦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笼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把枚青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宣宗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朱瞻基亲自出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1429年)，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
宣宗一朝，人才济济，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音jian，同剪)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因而政治较为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济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可惜的是，宣宗只做了十年皇帝就病死了，皇太子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已经死去，功勋旧臣除了“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外，资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国公张辅。因此，张辅倍受重用，凡是军国大事，重要政务，很多时候都由他来裁决。英宗朱祁镇为太子时，宦官王振朝夕侍侧。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并且尊称他为“先生”。王振逐渐大权在握，专擅朝政，飞扬跋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只有英国公张辅因名尊位崇，不把王振放在眼里，敢与其据理以争。这使王振对张辅恨之入骨，后来找了个机会弹劾张辅，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后面我们还会有专门的篇章论述。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帝朱高炽之皇后)听说后，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经来不及。张辅被杖后，太皇太后张氏十分恼怒，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入见。当时英宗也在场，站立在东首，几名大臣站立在西首。太皇太后指着大臣对英宗道：“这几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帝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一切国政应与他们共议。”告诫英宗不得再让王振干预国事，英宗表面答应，但是内心并不愿听从，反而更加宠信王振，致使政治日益腐败，军备逐渐废弛。
经历被杖事件后，英国公张辅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倒不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英宗的态度：在年轻的皇帝心中，他们这“五大臣”显然都远不及王振这个宦官“先生”重要。之后，“三杨”和太皇太后张氏相继去世，张辅更是独木难支。从此以后，他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便是听之任之了。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之外，他还有另外一层顾虑。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的儿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这些年，张辅能制王振却无所作为，更多的是想到儿子张懋尚且年幼，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自己的幼子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了。史书中对此记载道：“辅老矣，默默不敢言。”(《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张辅传》)
邝埜见到张辅如此神态，多少也明白几分，只好悻悻退出。他既无法见到英宗，又请不动英国公张辅，别无它法可想，只能与户部尚书王佐等其他官员聚泣帐中。这几名帝国重臣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有愤怒，有懊恼，也有悔恨。就在此次出征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计划先暗杀王振，再劝阻英宗出征，但群臣惧怕王振的权势，无人敢响应曹鼐的建议，以致其谋难以实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邝埜等人已经隐隐预料到即将有恶战到来，这一点，英国公张辅也预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动了天下，还几乎动摇了大明王朝的国本。
当夜，明朝大军布营在土木堡，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英宗朱祁镇一行，则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黎明时分，蒙古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过来，将土木堡团团围住。英宗朱祁镇一觉醒来，还想继续行进，这才发现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土木堡，明军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更不幸的消息还在后面，明军饮用水不够，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势高，天气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见一滴水。而土木堡南面十五里有一条河，水道已经被瓦剌军队占据。明军经过长途转战，人困马乏，又饥又渴，人心慌恐，一片混乱。
八月十四晚，瓦剌军开始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都指挥郭懋率众奋力抵挡，拒战一夜。但随着时间流逝，后继的瓦剌军不断赶到，围困土木堡的瓦剌军愈来愈多，明军更加处于不利的形势。
次日，为中原传统的中秋佳节，英宗不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还在胆战心惊中度过。瓦剌军见强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装撤退，希望能诱出明军交战。这时，明军已断水两天，兵马饥渴难熬。英宗朱祁镇见瓦剌军开始撤退，立即派出使臣，前往瓦剌军营讲和。瓦剌军统帅索性将计就计，也派使臣持文书来明军营交涉，假装同意与明军讲和。英宗不辨真伪，立即命内阁大学士曹鼐起草讲和的文书，派出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此时，王振天真地以为议和将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军拔营，前往堡南的河里取水。明军士兵正饥渴交加，听到移营的命令后，立即争先恐后，纷纷跳越营边壕堑而出，阵势由此大乱。一直在暗中窥探的瓦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派铁骑从四面向明军冲击过来，蹂阵而入，如虎入羊群，一边大声呼啸，横冲直闯，奋长刀猛砍明军，一边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明士兵们弃甲曳兵，争先逃窜，互相拥挤践踏，一发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英宗朱祁镇身边的御营禁卫军浑身中箭，像刺猬一样。这些箭镞中，应该大多数都是王振过去以高价卖给瓦剌的。英宗急忙与亲兵乘马突围，却始终不得其便。他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惊慌失措下不知所为，干脆下马据地，盘腿而南坐。身边只有一个叫喜宁的心腹太监。
这时候，一个瓦剌兵过来，见英宗朱祁镇的盔甲与众不同，闪亮耀眼，要强夺下来。英宗朱祁镇自然不给。那瓦剌兵大怒，便要杀死英宗。刚好一个年长的瓦剌头目过来，说：“此人态度异常，看来非同凡人。”于是将英宗朱祁镇擒送到瓦剌首领赛刊王(也先之弟)营中。赛刊王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睦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明·杨铭《正统北狩事迹》)赛刊王听到后大为吃惊，急忙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人，态度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来之前前来议和的两名明朝使者前去查证，这才知道俘虏确实是大明朝的皇帝，给了瓦剌一个大大的惊喜。
之后，英宗身边的心腹太监喜宁(本为蒙古人)投降，将明朝内部虚实情况完全告诉给瓦剌首领也先。此人后来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在混战时，英宗扈从大臣如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娶英宗祖父仁宗朱高炽长女嘉兴公主)、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乱军厮杀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杨善这个人，后面还有精彩好戏上演。
而公认的罪魁祸首王振，没有死在敌人手中，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两军交战的混乱中，王振惊慌失措，往日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逃跑的过程中，王振刚好遇到明护卫将军樊忠。樊忠正满腔怒火，一见王振就怒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吾为天下诛此贼!”(《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说罢用手中长锤击中王振的头部，王振当场身死。王振的兄弟王林也死在乱军之中。
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的败局依旧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也力战身亡。
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皇帝被俘虏，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二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此战中，明军以五十万大军对抗追袭的两万余瓦剌军，竟致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而土木之变还有更严重的后果，明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朱祁镇被俘，朝野上下震动，明王朝遭遇到自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土木堡之变被明朝廷视为奇耻大辱，成为明朝历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明后期调整边防政策，并开始大规模地修建万里长城。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它穿过莽莽荒原，逾越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有人计算过，如果将明朝修筑长城的砖石、土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
在土木堡事变之前，为了防御北方边患，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对已经破烂不堪的长城开始进行补修，明惠帝朱允炆时，修筑了山西大同境内的长城，又称之为“极边”;明成祖永乐十年，“敕边将治壕垣，自长安岭堡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前，从河北龙关经独石口至蓟县北，修筑了墩台、烟墩二十二座，用来加强瞭望警戒。不过，这些基本上还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廷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明宪宗成化三年时(1467年)，明朝廷发动军队和民伕，对东起山海关西至雁门关一段长城进行了全面修筑，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倒马关等连接了起来，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径渗透入关。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负责陕北边防的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发动军民修建了东起清水营(今陕西神木县东北)，西到花马池(今宁夏盐池)长约一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和十一个城堡，以及上百个烽火台。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明武宗正德年间，修筑宣府镇及大同镇所管辖的长城一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庆年间，名将戚继光担任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总管时，组织人力，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从此，明朝廷的北部边防得到大大加强。
可以说，在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明朝长城是一项伟大浩瀚的工程，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明朝的工程技术较之从前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在秦始皇手中连成了一气，但一直到明朝才算完成。今人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朝长城的遗迹。
令人遗憾的是，明朝廷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这一现象并非人力因素，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朝需要守卫长逾万里的边防线，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通常是突袭而至，攻其不备。由于当时通讯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地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