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早年曾是恶棍打手？因威胁他人吃官司

这些晦涩的法律文件一直被陈旧的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当中不仅将莎士比亚描绘为危险的恶棍，而且还列出了他的许多同伙——换言之，当年的莎翁不仅从事过违法行为，还可能卷入有组织犯罪。

貌似温文尔雅的莎士比亚曾经是个打手兼恶棍?据美国《史密森尼杂志》近日报道，加拿大学者莱斯利·霍森从英国档案馆故纸堆中得出的研究成果，在这位令人钦佩、但少有人透彻了解的文坛巨匠的肖像上，添上了与众不同又令人大跌眼镜的一笔。

莎翁早年社会地位平平

在面向公众的历史读物中，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出生在英国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镇，成年后和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直到前往伦敦投身演艺界，才踏上成名之路。今天，许多人对莎翁的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却对他早年的经历知之甚少——譬如，莎士比亚曾为好几起诉讼案件出庭作证，并且在不止一份卷宗上留下自己的大名。

这并不十分奇怪。莎翁毕竟是将近5个世纪前的人，而关于他创作生涯之外的情况，我们的了解程度不会比与他同时代的人更深。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大卫·托马斯就指出：“莎士比亚早年的史料少，恰好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吻合;我们强烈关注他，才突然发觉史料不足。”

完成于1600年的《钱多斯肖像》，画中的莎翁戴着耳环，也未穿当时流行的绉领衫。

伦敦的“环球剧场”，莎士比亚拥有部分股权。

莎士比亚被控发出死亡威胁的令状

更糟糕的是，存世的史料要么质量低劣，要么枯燥乏味。莎士比亚的多数奇闻轶事，其实是在他逝世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经他人之笔流传开的。著名古董商和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曾撰写过莎翁编年史，当中提到：莎翁的父亲是屠夫，他本人却“英俊、身材匀称，非常容易相处”。(而最新研究发现，莎士比亚之父是个羊毛商人，根本不是屠夫。)17世纪80年代，牧师理查德·戴维斯率先披露了莎士比亚的一则丑闻：他曾在托马斯·鲁西爵士的庄园偷猎鹿，被抓获之后，才被迫离开斯特拉特福德前往伦敦。

既然缺少第一手资料，勾勒出莎士比亚完整肖像的惟一希望，就剩下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1558～1603年在位)和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时代的档案资料中大海捞针。英国国家档案馆确实收藏着数以吨计的纳税记录和法庭诉状，但这类材料的字里行间往往充斥行业专用语言和拉丁文缩写，即使出现莎士比亚的名字，也有80种不同拼写方式，文字专家也必须经特殊培训才能看明白。

开剧场和妓院不差多少

由于几乎找不到铁证，现存的多数莎士比亚故事都是靠推测写就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学者莱斯利·霍森发现的史料尤其引人注目。据了解，这些晦涩的法律文件一直被陈旧的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当中不仅将莎士比亚描绘为危险的恶棍，而且还列出了他的许多同伙——换言之，当年的莎翁不仅从事过违法行为，还可能卷入有组织犯罪。

“大家都知道，”一份法庭令状用拉丁文写道，“威廉·威特为了保命，被迫接受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兰利、约翰·索厄尔的妻子多萝西·索厄尔和安妮·李作为‘合约担保人’……”令状附件由萨里郡法官签发，日期为1596年11月29日。那么，威廉·威特是谁?文件暗示他受到了莎士比亚等人的死亡威胁，又是谁指使后者这么做的呢?

霍森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年的莎翁，是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学识粗浅的乡巴佬，渴望在“放荡不羁且不讲道德”的戏剧界发迹。在16世纪末，戏剧表演远不是受人尊重的行当，否则，伦敦的剧场也不会成群地建在泰晤士河南岸萨瑟克区，处于司法管辖的空白区域。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森才会从萨里郡而不是伦敦的令状中发现这些文件。

作为初到大城市闯荡的新人，莎士比亚不得不从最卑微的职业做起，为那些声名狼藉的老板打工。在那个年代，开剧场和开妓院差不了多少，二者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寻花问柳之地，到处游荡着小混混、皮条客和妓女，观众对舞台表演的兴趣反倒是最小的。由此可以推断，无权无势的莎士比亚最初找到的工作，必定会把他带入演艺界最阴暗的一面。正如作家们提到的那样，他的头一个雇主是菲利普·汉斯洛维，此人发家致富的途径，首先是开妓院，其次才是做剧场经理。

帮无良老板“黑吃黑”?

莎士比亚的第二任老板弗朗西斯·兰利也是同一类人。莱斯利·霍森经缜密分析发现，兰利的多数财富都属不义之财，作为“天鹅剧院”的业主，他本人是一长串暴力和勒索案件记录的主角。伦敦市长曾经反对兴建该剧院，称它将成为“小偷、盗马贼、嫖客、骗子和叛乱者”的聚会场所，结果没起任何作用。

在生意场上，兰利最主要的对头就是威廉·威特——疑遭莎士比亚恐吓的对象。滑稽之处在于，威特本人也是个凶残的打手，他的继父威廉·加德纳曾在萨里郡担任地方官，表面上在高档商业区做皮革生意，巨额财富却大多来自不法交易。另有记录显示，他妻子家的许多亲戚控诉加德纳撒谎成性;后者还在不同时间犯下“诽谤、侮辱和暴力”等罪行，并因此入狱短期服刑。当过地方官，也绝不表明此人有多么正直，只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罢了。

耐人寻味的是，研究莎翁的部分学者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相关的人和事，却一直对此躲躲闪闪。他们大多表示，“几乎找不到”莎士比亚作为兰利雇员参与不法活动的直接证据。在传记作家塞缪尔·舒恩鲍姆口中，“最合理的解释是，莎翁只是目睹争端的清白证人”。

而在霍森看来，类似的表述更像是歪曲事实，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故意回避莎翁在法庭令状中被明确地点了名，直接卷入了争端这一事实。霍森坚持认为，兰利和威特(加德纳)之间一定发生过某种激烈的冲突，目的是垄断剧场业主涉足的暴利行当，他们的争执的实质是“地痞流氓之间的‘黑吃黑’，简而言之，是抢夺当地副业和对有组织犯罪的控制权”。由此观之，“既然莎士比亚是案件的当事人，想必他是积极参与了两大犯罪集团的交锋”。

来路可疑的巨额买房款

当然，受害人威特和他的同伙也不是善良之辈。此人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描述为“不懂好赖的轻浮货色”——莎士比亚心甘情愿地给兰利做帮手，其模仿对象或许就是出道更早，同样对继父兼老板忠心耿耿的威特。以这种阴暗面貌存在的莎翁，不禁让人联想起以他为主人公的、颇具争议的画作《钱多斯肖像》。正如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比尔·布赖森所说的那样，这幅画像似乎要描绘这么一名男子：“他的本质，与外界描绘的谦卑、秃顶的文人形象格格不入。”布赖森曾经写道，画中男子“肆无忌惮的做派”和“淫荡的嘴唇”足以令人不安，“凭感觉，他就不像是那种你能够轻易将妻子或女儿托付之人”。

事实上，初入文坛的莎士比亚并非出色的作家，更不是完全诚实守信的公民。其他法律文件显示，在1596年、1598年和1599年，因为拖欠几先令(旧货币单位，一英镑折合20先令)的税金，莎翁总是从一处出租屋躲到另一处出租屋。他为何惹这么多麻烦着实令人不解，因为税款与其同期花费在购置财产上的支出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同样，他还因微不足道的金钱和至少3名男子打过官司。而在其他同行的评价中，莎士比亚的口碑亦非完美无瑕。剧作家罗伯特·格林临终前，就谴责莎翁剽窃他的作品，并警告其他人不要落入这位“暴发户式的乌鸦”的圈套。

从霍森的种种分析看，“年轻时代的莎士比亚，曾由于某种原因在伦敦从事过见不得人的下流勾当”，这样的结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过，这与他作为演员和剧作家的生活并不全然矛盾——以莎翁之头脑和变通能力，有理由认为他能做到一心二用，在登台演出、创作剧本的同时，继续充当兰利的得力干将。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到了1597年，莎士比亚居然出资60英镑，在老家斯特拉特福德购买了一栋带有好几个花园的豪宅，要知道，60英镑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人们不能不联想到，这笔巨款究竟是他写剧本挣来的血汗钱，还是从事“地下副业”的不法所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