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英国贵族的衰落：他们保卫的并非自己国家
“对于大多数英国贵族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尚武精神的殉难和诗意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无私的、坚韧的、毫无怨言的牺牲，更大更残酷的讽刺在于，所有他们的牺牲，都是为了保护一个渐渐地但不可挽回地不再属于他们的国家。”
英国贵族向来有尚武精神和骑士传统，他们原本就是好战的一族，圆桌骑士、十字军东征、玫瑰战争，骑马打仗是他们的血液，立了战功才能受到封赏，得到可以世代相传的土地、财富、地位和权势。为了祖国的荣誉而战斗，在危机时刻贡献力量，贵族们视之为自己传统的责任。
战火的洗礼牺牲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在两次大战期间，许多英国政治家都曾在一战战壕里出生入死，二战中的三位贵族将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伯爵、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子爵，都在一战中带兵打过仗。
英文里的arist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的两个词根，aristo意为“最好的”，kratos意为“统治”或“权利”，放在一起，“贵族”的意思，也就是“最佳统治者”。在英国历史上，除了王室之外，公侯伯子男一向重要，十九世纪之前的好几百年，这群定义为“最好统治者”的贵族阶层拥有英国绝对的财富和管理权。
英国贵族的头衔带着庄园和领地，他们因土地而得财富，因财富而得权势和社会地位。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为国王服务，而英国贵族向来是王室的伙伴，历任英王都要依靠贵族给他军事及政治上的支持。英国一直有上下两个议会，基本都在贵族掌控之内。上议院(House of Lord)只有贵族才能进入，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议员虽然是选举出来的，从理论上说，贵族不能亲自参与，但能参加选举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多是拥有土地的贵族，所以议员多是贵族派去的不能继承家业的小儿子或亲戚。而且，上议院对下议院的立法决定一直有否决权。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工人阶级的产生、教育的普及，对于议会选举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法国大革命摆出了血淋淋的先例，英国贵族有些心惊胆战，他们识相地认识到，改革最好自己主动来。所以，1832年英国议会实施了第一轮改革法案，1867年第二轮改革，1884年第三轮改革，将选举的权利逐渐放开，包容更多的平民工人。到了这第三轮改革时，拥有土地的贵族开始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开始走下坡路。
1909年，英国自由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将他当年的财政预算称为“人民预算”，要对因附近工业开发及商业发展自然增值的土地进行收税，并增加遗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因为这个法案牵扯到拥有土地的贵族们的直接利益，所以保守党为主的上议院将这个法案干脆否决了。上议院否决下议院的财政预算，这在英国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否决让整个英国的财政预算搁浅，政府无法继续工作，于是，下议院不得不解散，必须重新进行大选。劳合·乔治愤怒地称上议院如同“将一堆碎玻璃瓶插在公园围墙上，目的是为了防止极端的偷猎者进入公园”。1910年1月和12月，英国议院进行两次大选，有关上议院权利都是主要争论点。上议院可能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很快为“人民预算”开绿灯放行。但下议院已经决定为了防止重蹈覆辙，他们必须限制上议院的权利，所以，就拟定了一个新的《议会法案》。《议会法案》的主要条款是要剥夺上议院几百年来的绝对立法否决权。上议院不愿意自杀，所以，此法案递交给上议院几次都被踢回。
1910年5月6日老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斯说服年轻的新国王乔治五世，如果需要的话，新国王将封赏五百位自由党人为贵族，让他们进入上议院，这样就能保证《议会法案》在投票中通过。在8月10日的投票日之前，阿斯奎斯向上议院摊牌他与新国王的协议，上议院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勉强通过了《议会法案》，很不情愿但又没有办法，自愿躺进了玻璃棺材。
《议会法案》将英国宪法进一步民主化，也是英国贵族从如日中天到日落西山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许多贵族觉得他们最好的时光已经逝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重要，劳合·乔治等自由党政治家对他们不停地进行侮辱和嘲讽，“人民预算”让他们原本优越的经济地位受到很大损害，许多平民百姓仇视他们代代相传的领地头衔和政治力量，认为他们不劳而获，过的是悠闲无所事事的寄生虫生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到来，让英国贵族突然觉得有了保家卫国重振雄风的机会，他们要证明，在英国社会中，他们还没有过时，还有能为国效力的特大功用。
英国对德国宣战之后，英国贵族子弟就踊跃报名，充满激情要上前线。英国贵族向来有尚武精神和骑士传统，他们原本就是好战的一族，圆桌骑士、十字军东征、玫瑰战争，骑马打仗是他们的血液，立了战功才能受到封赏，得到可以世代相传的土地、财富、地位和权势。为了祖国的荣誉而战斗，在危机时刻贡献力量，贵族们视之为自己传统的责任。而且贵族家的孩子在庄园领地中从小骑马打猎、射箭玩枪，这种军事培训可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能得到的。桑得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是许多贵族子弟中学毕业后的选择，去战场搏杀，就像是贵族子弟的成年礼。
而且，当时许多英国贵族都幼稚地相信这场战争仍是传统的“绅士战争”，8月开始，到了圣诞节就会结束。战争伊始，贵族子弟生怕错过这场好玩的“游戏”，怕自己赶不上趟，还没到前线，战争就结束了。英国历史学家David Cannadine的长篇巨著《英国贵族衰落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中记载了贵族子弟对一战的态度。例如，诗人丁尼生的长孙、第三任丁尼生侯爵(Lord Lionel Tennyson)记得他们“很快打点行装，心急火燎，心想可不能错过这场战争”，他参加了步枪旅，在法国战线上三次受伤。后来建立了英国法西斯党的莫斯利(Oswald Mosley)在回忆中也有同感，一战开始时，他只有十八岁，他说：“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还没到前线呢，战争就结束了。”他参加了女王枪骑兵队，去了西线战场。著名的一战诗人格伦费尔(Julian Grenfell)当时正带着他的军队驻扎在南非，他写信给父母说：“在这个时刻，我在天涯海角，真让人愤恨，现在在英国肯定很美妙，我知道你们的兴奋肯定很难用言语表达。”当然，他没有错过一战，可惜他没能效力多久，1915年在一次炮弹爆炸中死亡。之后没几天，他的诗篇《开战》(Into Battle)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是一战最著名的诗歌之一。
爱国主义精神高涨，贵族们也鼓励他们领地和庄园里的雇工、佃农、仆人等踊跃参战。他们进行演讲和动员，号召大家起来走上前线。“你是男人，还是老鼠?”一位爵爷说，“如果我有二十个儿子，那么如果任何一个在他该走向战场时而没去，我会觉得无比耻辱。”贵族家庭互相竞争，看谁能征募到更多士兵，谁会给他们更好的条件。他们为参军的人保留工作，继续为他们发放工资，士兵的家属可以免费住在庄园。
一开始，许多贵族子弟也喜欢战争所带来的刺激，就像去年哈里王子在阿富汗五个月执行任务归来之后，很不合时宜地将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射击手的任务比作与玩游戏机一样让人兴奋。格伦费尔的家书中就表露，对他来说，盯梢德国士兵与在自家庄园里盯梢鹧鸪没什么区别，在从荷兰战场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我崇拜战争，战争就像一场大野餐，好处是不像野餐那样毫无目标……打仗激动人心，并为所有一切都带来活力。”当妈妈的还非常自豪地把这封信寄给《泰晤士报》发表。后来曾在二战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林特顿子爵(Oliver Lyttelton)也曾说“赢得战争是一场漂亮且令人振奋的经验”。后被乔治六世任命为将军的亚历山大伯爵(Harold Alexander)参战时二十一岁，将参加一战比喻为一次“了不起的冒险”。
幼稚的贵族子弟们万万没想到，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而且远远不是他们所想象的绅士的比武或骑士的冲突，它是最艰苦最残酷最不人道的典型的壕沟战，正如有人所称，一战是“不折不扣的战争、不折不扣的地狱”!1914年还没结束，很多个家庭就陷入了悲痛与哀悼之中，近二百名拥有头衔的贵族和他们的儿子丧生。到了1915年，大家开始清楚地看到，离这场战争的结束还很遥远，它的规模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虽然许多平民子弟也战死前线，但相比之下，贵族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生命代价。因为与一般平民百姓的孩子们相比，贵族子弟是更为专业的战士，他们第一批踊跃入伍，基本上担任低级军官，大多数是中校以下的官衔，负责带领手下的士兵冲锋陷阵，直接上前线进战壕。而且，英雄主义的武士传统又让他们冲在最前面。所以，在一战的第一年里，每七位贵族军官中就有一位在前线丧命，而普通士兵的死亡率是每十七位里有一位。索姆河战役后，大将军蒙哥马利子爵(Bernard Montgomery) 就说过：“很不幸的是，我们在这场战役中失去的军官的比例要远远大过普通士兵。”在整个一战中，入伍的英国贵族及贵族子弟五分之一死在战场上，与之相比，在参加一战的所有士兵中(包括贵族)，八分之一没有生还。一代贵族家族的儿子在战场上倒下，Wyndham家族, Grenfell家族, Charterise家族，Gladstone家族，数不胜数，他们像骑士一样地战斗，但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屠杀，像苍蝇一样死亡。
虽然有人赞扬牺牲者尽忠报国的精神，有人将战争浪漫化，将战死者描绘为“完美的英勇骑士”，但父母的痛苦却是刻骨铭心。人心一块肉，平民如此，贵族亦如此。就像吉卜林，开战时动用了许多关系开后门将十八岁的高度近视的儿子送上前线，等到的只是战亡的消息，他次年的诗篇《我的儿子杰克》中充满了悲痛和自责。
战争让死亡如此平常，朋友的逝去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战争的结束也没能给人们带来喜悦，只有更多的缅怀和失落的惆怅以及对那些永远无法回家的人的思念。这场原本就不该开始的无谓的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曾在一战中参加了贝德福德郡帝国义勇骑兵队，后成为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秘书的兰塞尔(Alan Lascelles)的总结最为确切：“即使你赢得了整个战争，但你失去了一代人。”
这一代战死沙场的贵族，他们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栋梁之材，他们可能是未来的政治家、外交家、大律师。人们哀悼他们尚未施展的才华和未能实现的潜力。英国上下的无数大小教堂中，家族的宝剑横放在祭坛上，教堂的管风琴奏响了安魂曲。无数个庄园的大门上悬挂着镶着黑框的家族徽章，城堡的钟楼和炮塔上降着半旗。
一贯支持劳合·乔治的土地税和《议会法案》的议员Charles Masterman在一战中任战时宣传部长，负责向英国公众宣传战争进展，并召集作家写作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文章(有柯南·道尔和H. G. 威尔士等加入)，后来，Masterman在他的《战后的英国》(England After the War)一书中，用整整一章写了英国贵族在一战中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他认为，整个贵族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战争。在一战中，英国贵族圆满完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这种责任，他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手下人也充满了关爱，他们一代英雄，闪耀出灿烂的光彩。“从蒙斯撤退，到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英国贵族的花朵就凋零了……在索姆河战役的对英国近卫兵第一团的大屠杀，或是赫奇森林的步枪旅的遭遇，英国那些大家庭的一半的成员、那些大庄园和显赫财富的继承人，就这样死去了……他们充满了勇气、尽了最大的努力，史诗般地牺牲了自己，只要英格兰存在，人们会永远纪念他们。”
战火的洗礼牺牲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在两次大战期间，许多英国政治家都曾在一战战壕里出生入死，二战中的三位贵族将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伯爵、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子爵，都在一战中带兵打过仗。就算到了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在大学毕业之后都先要入伍两年，在参加过威尔士搜救部队和上了阿富汗前线之后才算真正长大成人。
一战并不只是让许多人丧生，它更改变了整个社会，动摇了英国社会原有的那种阶级阶层区分明显的架构。大战中的官兵们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简单的墓碑，无论贵族和平民，无论穷富，死亡一视同仁。压在人们肩膀上的负担同样沉重，失去亲人的痛楚同样强烈，破碎的心同样难以治愈。
战争让英国贵族们不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让人们看到，他们如平常人一样脆弱一样容易受到伤害。在战壕里，大庄园的主人继承人与普通百姓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互相依靠，掩护或拯救对方的生命，以前从未这么亲密过。在后方，随着战争中伤亡人数的增加，许多乡村大庄园也变成了临时医院，金碧辉煌的会客室、餐厅或舞厅都被改建成了病房，一个房间中可以摆十几张病床。原来的高门大院的城府向公众打开了，贵族家的女儿担任护士的职务，在家中或前线照顾各种各样的伤病员，干的都是她们从未动过手的体力活，就像《唐顿庄园》中所描绘的那样。这种各阶层间的如此密切的接触是来得如此突然，是以前人们从来也不会想到的。
英国贵族的集体自信在一战中受到极大的打击，他们的牺牲和贡献并没能让他们在英国恢复日趋衰落的地位，《议会法案》后的英国，上议院基本上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一般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悲伤，怀念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亲人，没人特地表示他们对贵族的佩服和敬仰。许多老年的贵族从来就没有从他们失去儿子的悲哀中走出来，生还的贵族子弟为自己的生存和同伴的死亡而内疚，对他们来说，可能光荣地死去要比羞耻地生存更值得。而且，贵族所受到的教育、他们的修养和隐忍的能力让他们沉默，二三十年代，许多关于一战的回忆录出版，但是很少有贵族阶层的声音，即使在战争期间的家书中，他们也很少抱怨。
一战与英国贵族，就像Cannadine在《英国贵族衰落史》中所总结的那样：“对于大多数英国贵族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尚武精神的殉难和诗意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无私的、坚韧的、毫无怨言的牺牲，更大更残酷的讽刺在于，所有他们的牺牲，都是为了保护一个渐渐地但不可挽回地不再属于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