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后有反骨:诸葛亮为何要排挤和打击大将魏延?

来源:趣历史时间:2015-03-11 10:20:50编辑:zouyijun

魏延是刘备集团的铁杆之一,早在刘备涿州组织武装镇压黄巾起义时,魏延就是其中的一员,是刘备集团的铁杆之一,这从刘备的任命可以看出。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经营后方。汉中军事、经济地位十分显要,自然要挑选重要将领在此镇守。大家都认为,镇守汉中的职任必张飞无疑,张飞也是这样看的。出乎众人之所料,刘备却任命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并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以至任命一发,全军尽惊。因此说,他虽然是义阳籍贯,却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帮派骨干。刘备、关羽、张飞等去世之后,魏延是当之无愧的涿郡籍头面人物。

刘备死后,西蜀进入诸葛亮时代,从魏延排挤打击的经历,可以看到诸葛亮帮派主义的官吏路线。此时的魏延进入了人生的尴尬时期,一方面,职务爵位在大步升迁,诸葛亮封侯时候,魏延被封为“都亭侯”。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诸葛亮令魏延为副帅,还兼任相府司马,凉州刺史。公元230年,魏延与曹魏名将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并获得全胜。军事胜利给魏延带来更多的荣誉,升职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皇帝符节,代皇帝出巡),封南郑侯。南郑侯属于县侯,高出诸葛亮武乡侯一个等级。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李严虽负白帝城托孤之重,也仅是都乡侯,黄忠虽立有诸多功勋,爵位仅是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截至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诸多将领中,授“征西大将军”军衔的,惟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殊荣的,只有张飞、诸葛亮、李严、魏延四人;惟关羽远在荆州,相对独立,因之“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斩后奏的权力)。魏延较之前四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遭受打压排挤。

后刘备时期,政令军令皆决于诸葛亮一人,刘禅不过一印章皇帝。魏延一再升迁,与其说是诸葛亮对魏延功劳、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奖,莫如说是对他以安抚手段达到排挤疏远的目的。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重用荆州籍,打压涿郡籍代表人物魏延比较明显。第一次出兵“北伐”,众将领一致推荐由涿郡籍魏延、或者益州籍宿将吴壹做副帅(督前部),诸葛亮坚决不肯,而是提拨毫无军旅经验,资历甚浅,威望不够的马谡担任副统帅。这中间既有提拔亲近马谡掌控军队的内容,也有打压排挤魏延的意图。

打压排挤归打压排挤,魏延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要取得“北伐”胜利,还得利用魏延深得士卒爱戴,而且勇猛过人的才具。与此同时,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为参军后迁长史的绥军将军杨仪。杨仪是小人得志,攀上诸葛亮这棵大树后,根本把魏延不放在眼里,关系紧张到开会期间,魏延拔刀要杀杨仪的程度。闹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够激烈了,诸葛亮却对此却不置一词,仅只是恨恨连声。费祎充好人,经常调解劝说,分别利害,以至召开会议时,要坐在两人中间,以防变故出于突然,实际在保护杨仪。

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杂牌的绥军将军杨仪,与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凉州刺史的魏延地位相去殊远,魏延没理由同一个下级将领过不去,杨仪没理由蔑视魏延,更没胆量同魏延怒目相向。正常情况下,杨仪即令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委婉提出,或私下讲给诸葛亮,何止争论得魏延要拔刀杀人!作为三军主帅的诸葛亮,面临如此局面只是恨恨连声却不置一词,就值得仔细思考。别说是最高级别军事会议,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门,两个副职不顾大局闹矛盾,常常使会议炸场子,主持会议的主官绝不能漠然置之,他必须私下谈话,评论是非,不容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不能解决,会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太丢自己的脸面了!杨仪的目无长官,诸葛亮恨恨连声而不予解决,只能理解成诸葛亮是杨仪的幕后主使,有意纵容杨仪牵制魏延。没有诸葛亮背后支持,杨仪不敢肆无忌惮;魏延杀杨仪,也是杀给诸葛亮看的。

诸葛亮死后,魏、杨内讧迅速爆发,魏延是内讧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内讧在极不适当的时机爆发,诸葛亮临终安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仪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和威望,军职不过是杂牌将军,且同无以匹敌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标准,应该说杨仪脑后生有反骨。此公曾经是曹魏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叛傅群投降关羽;而且有致命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狭窄,难以与人和衷共济。曾因同主官董允闹矛盾,被刘备虚悬起来。杨仪追随诸葛亮之后,与蒋琬同为丞相参军、长史,自以为资格老,才能也超过蒋琬,对不被推当做接班人心怀愤懑,竟后悔统率大军从五丈原撤回时,没能举众投降曹魏,由此可见杨仪德行。

诸葛亮临死之前,在军中召开善后会议,让绥军将军杨仪统率主力撤退,由征西大将军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听从安排,大军依然按计划撤退,不理会魏延。此时诸葛亮似乎有一些饥不择食,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其实不然,他的临终安排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籍别的不同,诸葛亮没有忘记自己以及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自知一死,除过刘禅, 魏延已经没有制约。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近则会不顾客观现实继续“北伐”,远则会危及荆州籍前途命运,这同自己身后名誉地位密切联系。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征西大将军、副统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后撤退安排。让杨仪率领全军秘密撤退令魏延断后。从而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饮者。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撤退的消息,气势汹汹地说道:“丞相虽死,我还在这儿,相府亲属和文官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理当率领诸路大军继续北伐。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能让杨仪吆五喝六,给他断后!”同时扣押了传达军令的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怒气,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更因安排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军变的特征。军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得让对方毫无觉察。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变的命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人物。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魏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实现军事阴谋,已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变事实上已经流产。

其三,缺乏应变的策略。在军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褒斜栈道。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恶化成两支西蜀大军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士兵们归心似箭,同魏延继续“北伐”的意图尖锐对立。三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魏延率领的部队,知道错误在魏延,所以不肯为他卖命,刚一接触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几个。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打草惊蛇,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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