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另一面：古代中国为何世界先进反而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是近现代中国人用无数鲜血与苦难换来的教训，如今已成为国人的一个共识。然而，历史常常表现其悖论。中国古代史的常态却是先进反而挨打。中国古代王朝大都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有过非常灿烂的文明，其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却一再遭遇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入侵。虽然历代王朝不乏卫青、李靖、岳飞这样的北伐英雄，永乐皇帝更是6次御驾亲征并最终死在北征的路上，但依然不能改变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总体防守的态势。万里长城就是先进反而挨打的历史见证。
战国时期的齐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楚国孕育了楚辞和编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胜于地处西北蛮荒之地的秦国。可是，先进的齐国和楚国却长期面临秦国的威胁，并最终被秦国所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为了抵御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的进攻，秦始皇派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修建长城、守卫北疆。
汉武帝对匈奴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举国之力与匈奴进行长期鏖战，涌现了以卫青、李广为代表的名将。这虽然取得了暂时的安宁，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胁。直到汉元帝派王昭君出塞后，汉匈两族才出现团结和睦，国泰民安的景象。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大举入侵中原，以至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隋唐时期，北方突厥势力强盛，李渊建立唐朝后，甚至不得不向突厥称臣。唐太宗即位后，突厥二十万大军兵临长安，随后唐朝又面临新兴的吐蕃王国的威胁。唐太宗深知难以与其对抗，设法与突厥签定盟约，并于公元641年正月，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以此换来了边境的暂时安宁。即使在盛唐时期，王朝也经常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盛唐后来就断送在胡人安禄山手里。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肃宗“借回纥兵，平安史乱”，并许愿平乱以后“江山社稷归大唐，子女玉帛属回纥”。
先进反而挨打，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历史现象在宋朝表现得最为典型。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到1279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宋朝历经300多年，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饱受辽、西夏、金的打击，最后被蒙古人所灭。无论儒家的“仁者无敌”、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未能挽救宋朝灭亡的命运。
其实，宋朝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文明国家，其繁荣程度胜过唐朝著名的开元盛世。宋朝拥有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以及赵普、寇准、吕端、范仲淹、司马光等一批著名政治家。北宋画家张择端后来在《清明上河图》中形象地描绘了首都汴京的繁盛景象：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会水陆交通发达、客商云集，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更加开放，被称之为 “天下之枢，万国咸通”。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大多是宋朝人。宋朝还涌现了以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英雄，并一直激励着后人的爱国热情，“杨家将”舍家抗敌的故事则以多种文艺形式深入民间、家喻户晓。宋朝的文明还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宋朝被周边小国视为天国，宋人被其视为高贵的人，他们以把女儿嫁给宋朝男人为荣。这一切都缘自宋朝当时的国际地位和文明程度。
然而，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被武将“龙袍加身”的，他因而对武将都很不信任，并深刻地影响其后代。从“杯酒释兵权”到岳飞等名将遭迫害，重文轻武成为贯穿宋朝始终的治国方略。 1004年，辽国大军南下攻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勉强御驾亲征。正当宋军士气方振、战局对辽不利之际，宋朝却在次年与辽国订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向辽提供银10万两、绢20万匹，开创了以财物换苟安的先例。此间宋朝为了安抚西夏，应允每年给西夏银万两、绢万匹、钱2万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反对这种屈辱的政策，苏洵在《六国论》中提出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观点，希望当政者吸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宋朝统治者为了苟安，对此根本听不进去。北宋为了求和将大量财物献给敌国，势必加倍搜刮盘剥百姓，致使民不聊生，终于引发宋江大起义。北宋在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于1125年遭遇靖康之耻，宋徽宗、宋钦宗连同成千上万皇亲国戚和宫女一起成了俘虏，受尽了凌辱。
先进反而挨打，看上去不合逻辑、不近情理，其实自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据，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笔者以为，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先进反而挨打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导致的人心涣散。
公元前4世纪，中国正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楚国原本先于秦国实行了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主持变法，改革世袭制、分封制，打击旧贵族，提出“明法审令”，以确立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吴起变法夭折，他自己也惨遭杀害。20多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商鞅虽然与吴起一样因变法惨遭杀害，但秦国的变法没有随之夭折。一百多年后，秦国终于战胜了六国，其获胜的根本原因不是军队有多么强大，而是它拥有一个顺应时代、得人心的政治制度。六国的奴隶们渴望实行秦国的土地制度，立功分得土地，于是他们积极加入秦军，转而与本国军队作战。秦国的后来居上告诉我们，得人心者得天下，拒绝变革的结果只能是灭亡。
再看看北宋，最糟糕的是，宋真宗在政治上陷入了迷茫，找不到收揽天下人心的办法，竟然受小人指使，于1008年玩起了伪造“天书”的把戏。所谓“天书”的内容无外乎对真宗的歌功颂德。真宗一直到死，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把戏作为维系其统治的法宝，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北宋后期，统治者骄奢淫逸、民不聊生，以至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守卫黄河的宋军无论数量还是地形都占有很大优势，可是尚未见到金兵，就一哄而散，终于遭受靖康之耻。
明末的情况也极为相似。面对李自成起义大军的进攻，守卫北京的将士一哄而散，最后，崇祯皇帝发现大臣也都跑光了，自己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追随崇祯皇帝自杀的只剩身边的一个太监。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明王朝很快被后金即满族所灭，活生生地演绎了一段关于蛇吞象的故事。
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固然值得追求和称道，但这又如同一个陷阱，常常将人诱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巨大的危机与灾难往往在歌舞升平的气氛中突然降临，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届时，无论是“春花秋月”还是“雕栏玉砌”，都已“不堪回首”，只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