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朝历史上三次刺杀秦始皇的幕后主谋是谁
荆轲“刺秦”案，在刺杀秦始皇的三案之中影响最大。此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年( 前 227 年) 。《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一条，对荆轲的这次刺杀行动给予重彩浓墨的描述；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对荆轲更是充满了推崇之意；还有古小说《燕丹子》一书刻意渲染其事。以下笔者以《史记·刺客列传》为主要取材范围，梳理其事。司马迁对荆轲充满着敬重痛惜之情。一首易水送行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流传千古。荆轲在行刺时和失手之后均被塑造为视死如归的英雄。司马迁强调，荆轲行刺对秦王嬴政的巨大心理影响。秦王嬴政的应对反应是：除了肢解荆轲之外，立即调集精兵强将，对燕国发起连年进攻，直到把幕后策划者燕太子丹诛杀为止。“二十年……使王翦、辛胜攻燕。……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
王翦、王贲父子是当时秦军中的一流名将，秦王嬴政把他们集中投入到攻伐燕国的战场，就是要显示对于荆轲刺杀行为的雷霆回击。直到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还以诏书的形式表达当年下定灭燕的决心，就是要严惩荆轲行刺的幕后主使，“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显然，荆轲刺杀之举，对于秦始皇造成的心理阴影，在历经六年之后依然无法消除。
后世论史者特别是其中之文人骚客对荆轲的“失手”颇多遗憾，其实是在表达憎恨秦始皇的情绪。如《汉书·艺文志》的“杂家”之中列有《荆轲论》五篇，其文有“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司马相如等人的所论文字，其立意可知。东汉思想家王充曾借用“天下之士”的名义来表达对于荆轲的敬意，“人之举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势贯山……当荆轲之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既而天下名轲为烈士 …… 天下之士不以荆轲功不成不称其义”。最为“极端”的场景描述要首推《燕丹子》，其甚至描述荆轲已经得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云云，只是又被秦王嬴政狡猾逃脱了。在唐诗中，也有许多遗憾刺杀失败的情感。例如，“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出于对秦始皇的极度痛恨，唐代诗人还曾经对荆轲表示不满和批判：“秦灭燕丹怨正深，古来豪客尽沾襟。荆卿不了真闲事，辜负田光一片心。”
高渐离“筑击”行刺案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王政二十六年( 前221 年)。此案与荆轲“刺秦”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甚至称之为“余波”亦无不可。高渐离是荆轲的密友，参加了“易水壮别”，是荆轲入秦行刺的积极支持者。“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汉代人对此津津乐道，“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在“秦并天下”之后，秦始皇下令逐捕燕太子丹、荆轲之客，迫使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其后因为显露击筑技艺而被人所知。“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司马迁所说的( 秦始皇) “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的记载对于分析此案对秦始皇心态与行为的影响极富价值。高渐离的冒死行刺，对秦始皇心理上的影响之大似乎还在荆轲行刺之上。秦始皇承受的心理震撼之大有可以探索的路径： 荆轲行刺之时，天下依然是战国分裂之局，荆轲受命于燕太子丹，可以说是“各为其主”；而高渐离行刺则是发生在六国已经被灭、秦始皇已经是天下独尊的唯一君主之后，在秦始皇的心目中，他正在努力地把自己想象为“天下之主”，在经历着由“征服者”向“统治者”的心路变化。恰在此时，高渐离的拼死一击，让秦始皇真切地感受到———六国之人是绝不会接受他的统治的! 所以，他“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针对秦始皇的第三次刺杀，就是张良所组织的“博浪沙狙击”。
此案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 年) 。史称：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此次刺杀行为，引发了秦始皇的剧烈报复，“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这种大规模缉捕，充分说明秦始皇大为震怒。其内心世界最不能承受的是： 在统一天下两年之后，还会有六国的贵族子弟继续在为了“故国之仇”而与当今天子生死相搏。以上三次失败的刺杀行为在时间跨度上长达八年，横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而主谋者、刺杀者都是山东六国人士，并对秦始皇的人身安全形成极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