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受招安与从征方腊之谜：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
《水浒传》以宋江为核心人物，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还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结局颇为悲哀。那么，历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们是否跟从官军去征讨方腊起义?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所以史学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时期，在方腊起义之前，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就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相传曾驻泊梁山，后来声势发展壮大，他们采用流动战术，“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对大宋王朝构成一定威胁。《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知亳州侯蒙上奏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诸地，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宋江必有过人之才。今青溪方腊盗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让他率军去讨伐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时，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宋江率军向海州进发，夺得十余条装载货物的官府大船，遂将其作为大本营。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队员，预先设下埋伏，然后派轻兵引诱起义军上岸作战，藏匿海边的壮卒乘机举火焚其船，起义军一看大本营起火皆无斗志。此时敢死队伏兵再包围突袭其大本营，多名副将被官军擒获，损失惨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关历史资料，王称《东都事略》也有类似记载，应是主张宋江投降官军观点的主要根据。
主张宋江没有投降的学者认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犊记载当中，全都没有说过宋江战败而投降宋王朝，也没有宋江这支起义军到过海州境内的说法，更没有宋江受招安后从征方腊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进入南宋后，人们才编造出来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宋史》是元朝人写的，皆不足信。
有学者指出，宋江起义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写的有关史料应有可信度，同时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关记载以作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到他“出守海墟，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据说离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战场，其附近还有一大冢，相传埋着当年战死的梁山好汉们，如今民众还称它为梁山好汉墓。还有《丹阳集·王登墓志铭》说：王师心任海州沭阳县尉时，“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邀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其“剧贼”虽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师心墓志铭》中，便明确写出是“河北剧贼宋江者”。所以，宋江战败投降官军的说法似乎是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其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义军曾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被蒋圆所率官军所打败，而后撤退转移，终“投戈请降”，受招安后，徽宗还在大殿接见了宋江。蒋圆死于建炎四年(1130)，张守在绍兴五年(1135)为他写此墓志，其资料价值也颇引人注目。其中，说宋江投降与蒋圆在沂州大破其起义军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沂州之战离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可能较为接近，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捕风捉影，重要的是它是宋江受招安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当时任元城县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却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经过，它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特全引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诸人“横行”齐魏大地而官军难于征服之时，才飞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骑马入城，意气骄昂的样子跃然纸上，连民众看了都惊愕不已。就是说，宋江并不是在战败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况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过来说，如果宋江起义军已战败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飞敕”招安了。所以，尽管宋江接受招安已无需怀疑，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还是让人颇费猜测。有学者以为，如果说一定要将宋江招安与海州战役朕系起来的话，那么张叔夜也只能是担任了官府的说客，在与宋江谈判后，才取得上述结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纪》也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战败投降的描写就与此有明显的矛盾。
然而还有问题，有史料显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军在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出兵镇压宋江，这时宋江被擒获。如《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中也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所以有学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军在镇压方腊后，朝廷又颁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个月后将宋江捕获。那么，这样的假设能成立吗?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斗。相关史料有四条：
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奸邪姓氏录》：“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据《宋会要辑稿》、《宋史·童贯传》等史料的记载，童贯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江浙诸路宣抚使，所统之兵为“陕西六路汉蕃精兵”，所派将官为“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其中并无刘光世和宋江。据方勺《泊宅编》诸书所载，此时，“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间”，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绝对不可能在童贯出兵镇压方腊时，便挤入诸将行列。此外，方腊并没有攻“陷温、台、秀州”，“辛企宗”这个名字也搞错了，都证明这条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会编》引《林泉野记》：“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人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这条材料的前半段没有异议，刘光世确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率军从江西向东进攻，一路攻下衢州、龙游、兰溪、婺州，是与王禀、辛兴宗、杨惟忠从镇江、秀州、杭州而来的东路军，与刘延庆、刘镇、杨可世从金陵、广德、宣州、歙州而来的西路军，都不同的“别将一军”。问题是后半段材料出现异议：有学者认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随刘光世南下，有可能赶上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刘光世这支部队没有绕道淮海，宋江如何随军南下呢?刘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带活动，没有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如果宋江真在刘的军中，也无法参加擒获方腊的战斗。而且“光世……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一语文理不通，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并进”，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来硬加进去的。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派遣的宋江并进”，那么，杨可世早就随童贯率军南下，宋江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支军队的呢?疑问不少。
有学者提出，从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腊起义失败，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朝廷调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战场，要求他们在镇压方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在时间方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首先要由地方上报和朝廷批准，往返手续需要时间。批准以后，宋江部队必须整编，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加上从海州行军到江浙，起码十天以上。这其中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更何况皇朝对起义军的投降者历来十分猜忌，怎么会这么快就保留其原来统属和实力而让其行军出征呢?
三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在描述官军组织帮源洞围攻时的部署时说：“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宋会要辑稿·兵》中的有关文字相比，《宋会要》为“刘镇、杨可世、王涣、马公直率劲兵从间道夺贼门岭”。可见《纪事本末》是经过了修改，修改后产生了明显的毛病;原来王涣与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现在却成了上下级“统领”关系;原来赵明与杨可世的职位也约相等，现在杨可世为后军主将，赵明却成了“裨将”;原来没有“宋江”的名字，现在却硬挤了进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也有学者引用《宋会要辑稿·讨叛四》中的有关文字，来与该《纪事本末》的记载相互印证，而认为宋江在从征方腊军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纲要·徽宗》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我们知道，辛兴宗是陕西名将，官任忠州防御史，为熙河兵主将，随童贯南下。而宋江刚受招安，怎么会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呢?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说宋江四月份还在为官军出生入死地与方腊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军就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说，称宋江为“草寇”而不是“叛贼”，也说明此人没有投降过，也就是没有跟从官军征讨过方腊。而这里，又说六月份，宋江还出现在与官军共同剿灭方腊余部的战场上，真让人如入迷雾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解释，这“六月”应是“三月”之误。四月宋江从征方腊后，朝廷仍对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杀了宋江。或说，宋江从征方腊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军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腊余部完全讨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应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学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的记载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两宋时期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没有人说过方腊是折可存擒获的，而铭文含义中却有此意。然后又说“不逾月继获”宋江，就是铭文把“俘腊取江”两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头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岁，那么在宣和三年，他仅二十六岁，无论以他的资历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担得起“俘腊取江”之大任的，更不会受到“奉御笔”的特殊“荣宠”。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谥美之词也是不可信的。
问题的错踪复杂，真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的假设：当时有两个“宋江”，一个“剧贼”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随官军从征方腊;一个“草寇”宋江没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灭方腊后，官军又与之交战一月，方得平定而擒获。这一降一战两个宋江，决非一人所能为的。当然，也许是有些农民军为了更好地鼓动群众，利用“宋江”的声望，打着他的旗号，在河北、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镇压方腊之后，继续活动在北方的另一支农民军首领。这样的解释，你会认同吗?（本文转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