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诗人汪国真当年为什么那样红？
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殊不知这场热闹的本质，不过是一场囫囵吞枣式的“文化大跃进”，其内在仍相当荒芜。
80年代前期，包括诗歌在内，文学与体制保持着紧张的对峙关系
4月26日汪国真的去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怀旧风潮。这自在情理之中，毕竟，在90年代初，作为“轰动中国的诗歌王子”，汪曾是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诗人，其诗集发行量之大，迄今鲜有比肩者。1992年，有机构对昆明的高校大学生作过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学生知道汪并读过他的诗，41%的学生能背诵他的2-3首诗。①
汪诗大都类似格言，用词浅显、语义明确。如其代表作《热爱生命》，就很能体现这种风格：“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如此水准，使得汪诗自流行之日起，圈内评价即褒少贬多。但汪的自我辩护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从1990年到现在，盗版和正版的数量加起来应该有两千万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万左右是正版。……两千多万册的数字，代表的是读者的认可。……我成名后没听说过有哪位国内诗人超越我的影响力的，起码现在还没有。”②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90年代初，汪国真为什么会那样红?这个问题，又可以拆解成两个子问题：1、汪作为诗人走红，是八十年“诗歌狂潮”的一部分，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诗歌狂潮”?2、80年代涌现出无数诗人，很多人的写作水平比汪高，为什么诗集卖得最好的是汪?汪在1990年走红，此前，一批诗人或自杀或病逝或远遁，汪是不是适时捡了一个“时代真空”的便宜?
第一个子问题。80年代的“诗歌狂潮”并非凭空而来，其源头有二。
一是政策变化。1975年7月，毛泽东曾对邓小平沉痛谈及：“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③1980年初，邓小平明确指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④受惠于这些政策，一些沉默已久的成名老诗人重回“诗坛”。
二是地下诗歌冲出地表。“文革”十年，并非全然“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只不过许多小说、诗歌，只能在地下秘密流传。它们的作者，大多是经历了时代幻灭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譬如“食指”，譬如所谓的“白洋淀诗群”。至于诗的主旨，从这些句子中——“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并不难窥见。⑤“文革”结束，新诗人们走上前台，继续沿用特殊年代所惯用的晦涩意象，遂被批判者冠以“朦胧诗”的名号。
1980年代前半期，文艺政策左右动荡。一方面是“朦胧诗”与“伤痕文学”盛行，集中控诉与反思时代悲剧;另一方面，“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苦恋》遭到批判，“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也在《人民日报》上刊文检讨，承诺要《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⑥
诗歌与体制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是当日“诗歌狂潮”产生的关键因素。时人形容，在八十年代初的校园，“随便扔出一个石子就会砸到一个诗人”。躬逢其盛的西川回忆：“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岛、顾城等诗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后的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没办法，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才算完事。”⑦“英雄”二字，准确概括了时人对诗人的身份定位。所以，视北岛为方向标的诗人王家新，在目睹北岛从体制(中国作协)手中领走2000元“优秀诗集奖”时，竟有一种幻灭之感：“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⑧
80年代后期，诗歌陷入疯狂大跃进，青年们遂掉头扎进汪国真怀抱
第二个子问题。说汪国真捡了诗坛“时代真空”的便宜，其实并不成立。
首先，早在“真空”产生之前的1987年，国内出版界就已掀起了“席慕容热”——花城出版社的三本席的诗集，“印行了200多万册，其中的《七里香》印了20多次，印数及重印频率当时超过了武侠小说和琼瑶作品”⑨——而席的诗歌写作，“与汪国真的本质一样，都是鸡汤附体”，素有“男汪国真，女席慕蓉”之称。
其次，早在“真空”产生之前，汪发表在报刊上的零散诗作，已经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追捧，汪后来能够出版诗集，正是因为其诗集手抄本在70后青年学生中的流行，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再次，汪自70年代末开始写诗，贯穿整个80年代，始终未能获得主流诗坛的认可。而主流诗坛当年诗集卖得最好的诗人，乃是舒婷，其代表作《双桅船》，自1982年出版，至1987年4月第4次印刷，总印数为54000册。至于卖得最好的诗集，则当属1985年编选出版的《朦胧诗选》，该书至2002年，总印数为24.05万册。这些数据都相当可观，但与汪国真诗集正版印数600万相比，差距可谓天壤。而且，时值80年代诗歌热退潮，1990年，最权威的《诗刊》，已从鼎盛时期的每月印刷50万册，跌至15万册;汪诗大卖，乃是逆流而上。⑩
综上，显然，汪诗所满足的，是读者的另一种需求，而非填补其他诗人失语所留下的“时代真空”。汪国真曾说过，其诗集的主要读者，是70年代出生的大、中学生。汪诗之所以能获得这批人的青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构成80年代“诗歌狂潮”的50、60后相比，70年代生人，人生经历相对平缓、安定;汪诗鲜少有政治和时代的控诉，与70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比较吻合。
汪国真抒情诗《三月》书影
其二，1985年后，整个文学界陷入了一种浮躁的“大跃进”状态。这主要是因为：1984年底，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11)，文学界与庙堂的对抗大幅削弱;同时，大量西方文化理论、文化思潮涌入，使作家们深感自身落后。于是，或在创作上奋力模仿，概念先行，以求直追“世界水准”;或投机取巧，大扯洋理论虎皮，抢占话语权，抢占利益制高点。不难想象，当一位成名的60后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兴奋尝试“使用语言使现实世界陌生化”时，读者和市场，并不能同步做出回应。作家们跑的太快，将读者拉得太远。
诗歌圈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诗刊》某主编所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俨然一幅‘百花齐放’的假象，每一位诗人都急着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于是有呼吸派、撒娇派等88个流派之多。1986年全国诗歌大展完了之后，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国诗歌究竟应朝哪个方向走。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时间，便把西方200多年来的印象派、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等统统扫了一遍。”(12)
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殊不知这场热闹的本质，不过是一场囫囵吞枣式的“文化大跃进”，其内在仍相当荒芜。诗歌也不例外。所以，当70年代生人在80年代诗歌狂潮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慰藉时，遂掉头扎进了汪国真的怀抱。
在1990年创作的《名人》一诗中，汪这样写道：“我相信/这不完全/是由于一种机遇/宛如花朵/盛开，自有它的道理//我也相信/你的光华/所以会转瞬即逝/是因为你的绽放/太多，是依赖节气。”功成名就的汪，后来放言要去夺取诺贝尔文学奖时，或许已经忘了此诗，忘了自己之所以“绽放”，也是“依赖节气”。
注释：
①《新中国青年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P127。
②《汪国真：时间给了我含金量最高的奖章》，山东商报，2010年5月31日。
③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615。
④《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P255。
⑤多多：《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祝福》。按王家新的解读，“干酪”指代苏联，“八月”自是“红八月”，“恶毒的儿子”，则意指“被革命、造反和暴力所扭曲的一代人”。参见王家新：《读多多的几首诗》。至于“迷信”、“另一个父亲”，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领袖个人崇拜的狂潮。
⑥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83年3月5日。
⑦西川：《海子“他被简单化了”》。
⑧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⑨杨光治：《诗坛“席慕蓉热”前后》。
⑩见两书相应版本之版权页。1985年9月29日《拉萨晚报》、1986年10月《星星》诗刊，两次票选“你最喜欢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舒婷均居首位。张立宪则谓：“《朦胧诗选》。这是我见过的脱销次数最多的一本书。”
(11)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12)李小雨：《〈诗刊〉：一本诗歌杂志的甜蜜记忆》，新周刊，2005年第15期。1985年被称作文学上的“方法年”，是一个分野。此后，整个80年代文学，日益坠入自娱自乐的概念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