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对外政策：不断向少数民族政权去屈服求和

一提到宋代，“积贫积弱”、“弱宋”等名词几乎成了这个王朝的代名词。纵观宋代的历史，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韩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宋代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底气不足，和议颇多。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宋代立国之初的基本国策

1、重文抑武基本国策的推推行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从后周世宗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但是，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赵匡胤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赵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后周太祖)就是利用这种模式登上帝位的。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统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并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这些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

首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具体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进而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张方平语)，其结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过正的结果是以后发展成为可笑的“恐武人症”。

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罢，他们的命运只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皇帝的宝座太近，或者说是他们太容易危及到皇权。

“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国策的推行，重视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相当盛行。经济的发展，使大宋文人们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们做不来大事，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奋发而起，出乎其上，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其次了，他们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类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

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2、享乐思想的灌输

享乐思想在宋初就已经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他一段话就是明证。“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子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乐乎!”(看赵匡胤多为部下考虑，这也符合其武将的特点)其实就默许，甚至提倡了享乐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许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日：“使相品位极矣，且徐这，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出尔反尔，言尔无信，惧武将掌权，实为皇权也)。彬至家，见布钱满室，叹日：“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只不过自我解嘲罢了，哪知其中玄机)”

二是北宋在灭亡诸多的割据政权后，把各个政权的投降或是俘虏的君主都迁至首都汴梁。这些人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妾，举家迁徙，除了大兴土木之外，就是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梦的享乐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

3、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

在灭亡山西的北汉政权以后，刚愎自用的宋太宗不顾军队的疲惫，不听从部下的忠告，率大军攻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辽作战的失利，特别是在宋军混乱之机，有人要立赵匡胤长子德昭为帝，使宋太宗大为光火，本来就得位不正的他更加做贼心虚，开始处心积虑地把注意力由外向内，巩固他及子孙的帝位。并且还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国家若外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所谓的帝王用心，即清除对皇权、帝位有威胁的人。

第一步，清除多次劝其行太原之赏的德昭。原因有二，一是在平定北汉之后，德昭曾多次要求宋太宗对平定北汉的有功将士给予赏赐，颇得军心。二是在对辽作战期间，曾有人借混乱之机想拥立德。所以在德昭又一次要求宋太宗对平定北汉的有功将士给予赏赐的时候，大怒，扔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宋史·宗室二》)，而迫使德昭自杀。德昭的死，宋太宗难逃其咎。

第二步，使赵匡胤的三子德芳夭折。德芳死时只有二十三岁，虽然没有明证说明德芳的死与宋太宗相关，但是德芳死时正当壮年，而且是在德昭死后，赵匡胤的唯一传人，对宋太宗帝位最有威胁的人。他的死，不一定与宋太宗毫无相关。

第三步，清除弟弟廷美。首先，由秦王、开封尹贬至西京留守;其次，清除身边的亲近官员，并且派人监视;再次，由西京留守贬为涪陵县公，在涪陵居住;最后，郁郁而终。以往的观点，把廷美之死，归咎于赵普，此说差矣。和把岳飞之死完全归罪于秦桧，是本出一辙。

在清除了内部皇位的威胁后，宋太宗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辽采取守势，把战线收缩，事实上承认了辽对幽云地区的占领。军队的精锐禁军，有一半集中在京城附近驻防，边境上只有少数禁军和地方厢军。这种守内虚外、强赶干弱枝的国防政策使地方过于软弱，无力抵挡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以至于辽或金的军队能够长驱直入，很快威胁到宋的都城，从而战争一开始就给宋方以强大的心理压力。地方力量的过于软弱，甚至连农民的暴动都无力镇压。如宋仁宗年间曾有这样的事。

例一：“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系统工程径去，不为暴。事闻，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帝前，弼日“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仲淹日：“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法所当诛。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释然，从之”。

例二：“官吏依前迎奉，……，延贼饮宴，宿于县厅，恣其劫掠，鼓乐送出城外”。

守内虚外的政策竟至如此恶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内尚柔弱无力如此，何况对外呢?

经济上的原因

两宋从公元960年建立到公元1279年彻底灭亡，历时三百余年，可谓是国运绵长。虽然时间很长，但是存在地非常艰难。北宋面临辽、夏的威胁;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前有金的威胁，后有蒙古的威胁，最终灭亡于元朝。其国运绵长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

两宋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集中体现在城市的繁荣上，以北宋都城东京为例。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丝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序》)好一派繁华之地。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则“太平日久，化合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对战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安于现状、安定、稳定是他们首要的需求，甚至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很父像二战前的英国。当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归国的张伯伦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数十万伦敦居民的热烈欢迎。当他们陶醉在欢乐之中的时候，不知道战争即将来临。

一些文人也在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如苏东坡曾描写了这样一个战争的画面“至于远方之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游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拆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谏用兵之疏》)目的无非一个“和”字，大宋如此富庶，几十万的岁币算不了什么。

这种安于现状，贪于享乐的思想对要求变革、要富国强兵的思想是一种强大的阻力。

因循守旧的思想非常严重

因循守旧的思想，在我国自古有之。从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到汉代曹参的“萧规曹随”，《汉书》进行了总结“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改者，将以救急也”。(《汉书》卷二四上)宋代的因循守旧思想特别严重，祖宗之法不可变，一直难以逾越旧有的框架，在政治上、军事上表现地非常突出。

比如在政治方面，国家官吏的选择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宋代官吏的选择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大批的官员是通过“荫功”，即靠父辈或者是祖辈的功劳来直接进入仕途。并且后一种方式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趋势。不否认通过后一种方式做官的人，也存在富有才干的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庸才大大多于人才。另外，在官吏的考核上，宋代在多数情况下，实行论资排辈的方式，靠年历、资历，而不是凭才干。这种人在宋代政权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政治改革的巨大阻力。所以，要改革官吏考核标准的寇准，任宰相不久便被排挤而去，并非仅仅为了丁谓的“捋须之恨”，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考核方式得罪了那些论资排辈的庸才他。再如，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在用人标准上提出了“一家人哭，强于一路人哭”的标准，其结果也必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王安石变法中，对官吏的选拔标准，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党同伐异，尤其是后期，吕惠卿、章、蔡京等投机之徒的上台。

在军事上表现地更是非常突出。自从宋太宗对辽战争失败后，宋代的君主们一代不如一代，更加懦弱无能。继太宗后上台的真宗，听到辽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惊惶失措，在寇准的极力鼓励下，才勉强亲征。但是，很快在有利的形势下，主动求和。签订澶渊之后盟的宋真宗，再也不敢对辽作战以雪城下之盟，而是在王钦若、丁谓之流的引诱下很快进入了东封西祀的享乐之中而挥霍无度。继真宗上台的仁宗，也不过是守成之君而已。边境上的城池，边修理坏墙都要谨小慎微。

惟一想有所振作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要富国强兵，却经不起一场对夏战争的失利，几乎是惊吓而亡。后来的宋徽宗更是荒唐，妄图借金的力量恢复幽云地区，孰不料引狼入室，导致北宋的灭亡。宋室南渡后，中兴四将尚能为宋室在军事上拼力一搏，使宋朝在军事上战果辉煌。“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的英雄气概，让人为之精神一振。但高宗为了皇位宁可不要中原，只要和约。这之后的宋室，曾有两次气若游丝的北伐，但都所用非人，在军事一直未能振作，最终亡国。

总而言之，宋代在对外交往上一直处于下风而妥协求和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诸多原因中，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原因是其根本原因。其他的方面，诸如北方游牧民族在作战方式上的改变，骑兵马蹬子的固定可以使骑兵在马上射箭有一个支点，而做到准确率比较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