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登基幕后探秘：雍正手握神秘力量助其夺位
雍正血统之悬疑
雍正登基之事，始终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其间蹊跷之极，难以琢磨。
早年有一部书，叫做《清朝野史大观》，书中说：康熙十四年，清圣祖立第二子胤礽为太子。四十七年，以不类己而废之，幽禁咸安宫。次年复立之。五十一年，仍废黜禁锢。他子亦不立。及六十一年冬，将赴南苑行猎，适疾作，回驻畅春园，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所谓十四皇子者胤也。贤明英毅，尝统帅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圣祖欲立之。而卒为其兄世祖所攫。世宗盖侦得遗诏所在，欲私改“十”字为“第”字。遂以一人入畅春园侍疾，而尽屏诸昆季，不许入内。时圣祖已昏迷矣。有顷忽清醒，见世宗一人在侧，询之，知被卖，乃大怒，投枕击之，不中，世宗即跪而谢罪。未几，遂宣言圣祖上宾矣。世宗即位，改元雍正。这里说的是，康熙死前并没有故意摆乌龙，不留遗诏，而是留下了传位十四阿哥的诏书，但这封诏书落到了四阿哥胤禛的手中，四阿哥拿过来一看：哎哟……老头怎么写错了一个字啊，把“于”字错写成“十”了，我得帮老头改过来……于是，“传位十四阿哥”这句话就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
这个说法，在中国民间一度成为了“定论”。但是显然，只这么一个定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书中还有新的猛料爆出：或曰：窃诏改窜之策，年羹尧实主持之。盖世宗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而生世宗。至是，乃窃诏改篡，令为天下主。故当雍正时代，羹尧权倾朝右，而卒以罪诛。是又一说矣。这里说的就更离奇了，说是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在入宫之前，人家是有男朋友的，这个男朋友名叫年羹尧。此人乃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传奇人物，有着许多神异的传说……这里说年羹尧不辞辛苦地将乌雅氏搞大了肚皮，然后乌雅氏就拖着大肚皮进了宫，生下了小雍正……
照这个说法，雍正实际上是年羹尧的亲儿子，与爱新觉罗一家没有丝毫关系。
实际上，《清朝野史大观》这本书，虽然说的是“野史”，却也不是捕风捉影，凭空杜撰。这本书，是汇集了自雍正时代以来民间舆论的反映，说白了就是雍正年间的小道消息和坊间百姓言论的集成，正是因为当年这些小道消息在江湖之中传得沸沸扬扬，所以书生曾静才以此为据，撰文批评了雍正。
话说曾静关起门来，对雍正诸多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之后，就琢磨拿出点实际行动来，以免让雍正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拿出什么行动呢?
要不就造反吧。曾静想。
可曾静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这反又是如何一个造法呢?忽然之间他发现了当朝统兵的大将叫岳钟琪，这个老岳端的了得，是南宋时代抗金英雄岳飞的直系后裔。再推究起来，早年间岳飞抗金，打的就是金兀术、哈迷蚩这些女真人，可是现在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人坐了江山，岳飞的后代反倒替他们打工，这事不对头啊，大大的不对头。于是曾静就派了自己的学生张熙去找岳钟琪，理论理论这件事。
张熙见到了岳钟琪，先讴歌了岳飞的先进事迹，然后质问岳钟琪：“你的祖先，抗击女真人，成为了民族英雄，你再怎么着也不能给你的祖宗丢脸吧?可你怎么屈身于异族甘为奴才呢……那什么，你要是深明大义的话，赶紧站出来，跟朝廷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回头是岸，未为晚也。”
岳钟琪道：“是极是极，先生说得真是太好了……来人，给我将这个书呆子抓起来。”
于是张熙被岳钟琪扭到朝廷，朝廷再往下追究，就把曾静给追究出来了。发现了嫌疑犯曾静，雍正才知道，这些不利于自己的市井传言，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公论”了。当时他非常窝火，就命人将曾静押入宫中，他要和曾静面对面地展开公开大辩论。
雍正：“老曾啊，我们做学问的，讲究一个以史实为据，以资料为准，不可以乱来的。你说我弑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这些生活作风错误，是不是捕风捉影?有没有确凿证据?”
曾静：“有啊，大家都这么说……”
雍正：“大家都这么说有什么用?确凿的证据你有没有?比如说宫中的档案?”
曾静：“档案……那是你自己写的吧?”
雍正：“当然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还是你写的不成?”
曾静：“你自己写的，那当然……所以我说皇帝理应我们读书人来做，我们读书人写史，才不会像你一样隐恶扬善，不尊重历史……”
雍正：“可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宫中档案上没有，这你总得承认吧?”
曾静：“我承认……”
雍正：“好，你承认错误就好……现在我宣布，本次大讨论胜利闭幕!”
雍正皇帝就这样赢了。只是他一个人赢了还不算，关键是他的观点获得了后世史学家们的一致赞同，以后再说起这事，史学家们就会追问：嗯，你说雍正弑父逼母?嗯，这事雍正的个人档案上记载了没有?没有?没有你瞎说什么?咱们史家要的是证据，除非你能找来雍正的日记，发现上面写着：“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终于逼死了我妈……”没有雍正的日记为凭，你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那么后世史学家所依据的这些证据，到底能不能靠得住呢?答案是不能，因为清宫档案中，缺失了一大块。
神秘的潜在力量
诸阿哥争位，不显山不露水的雍正异军突起，入主了皇宫，这件事让人惊讶无比。实际上这事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雍正控制了一支神秘的力量。
《啸亭杂录》上有两段故事，说的就是这支可怕的力量：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大臣，新买了一顶帽子，就戴着这顶新帽子入朝，见到雍正谢恩的时候，雍正笑曰：“小心点儿，别弄脏了你的新帽子……”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大臣王云锦，晚上的时候和家人玩叶子牌，玩着玩着，忽然有一片叶子找不到了，找不到就算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老王啊，昨晚上你干啥了?”王云锦回答：“没干啥，就是和家人玩牌……”雍正又问：“玩得开心吗?”王云锦说：“开始时挺开心的，可是后来有张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这时候就见雍正慢慢地从袖子里拿出张牌来，问道：“怎么找不到呢?这张牌不是在这儿吗?”
《郎潜纪闻三笔》上，也有一段故事：说的是天津抚部周人骥，是雍正丁未年的进士，他被朝中以礼部主事的身份派到四川挂职锻炼，眨眼工夫挂职了三年，要调回京师了，临行的时候，他的仆人来跟他打招呼，说是自己要回京师。周人骥说：“你急什么，再等两天，我回京述职，带你一起走。”那仆人却道：“我也是回京述职的。”周人骥大诧：“先人板板，你龟儿子述个什么职?”仆人笑道：“你娃还不知道呢?我原本是京中的秘密侦探，被派来跟在你身边……幸好你没惹我，否则的话……哼哼……”
《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故事：这里说的是一个内阁供事，姓蓝，快到春节的时候，同事们都回家过年去了，只有姓蓝的供事留下来值班。一个人横竖无事，就弄了壶酒，对着月亮慢慢喝，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上的衣服非常华丽，蓝供事心里说这家伙会不会有什么来头呢……就急忙小心地迎上前去，请来人喝酒。来人欣然入座，一边喝一边问：“你是什么官?”蓝供事回答：“不是官，是个供事……勤杂员的意思。”对方又问：“那你都供什么事呢?”蓝供事回答：“也就是收收报纸，发发文件……”对方又问：“这大过年的，别人都回家了，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蓝供事回答：“正因为别人都走了，我才得留下来，这万一要是有什么事的话……”对方又问：“那你天天在这里收收发发，有什么意思呢?”蓝供事回答：“有，有意思，熬到最后，可以弄一个小官来干干……”对方又问：“那你想当个啥官呢?”蓝供事回答：“最好能当上一个广东的河泊所官，那就太美了。”对方不明白：“当个管理河泊的小官，这有什么意思?”蓝供事回答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别看这个官小，可是送礼的人多啊……”对方哈哈大笑，起身离去了。
第二天，雍正上朝，就问大臣：“听说广东有河泊所官，是真的吗?”百官回答：“是真的，确实有这么个官，官不大，油水挺足……”雍正又问：“听说内阁有个姓蓝的供事，真有这么个人吗?”百官回答：“是有这么个人，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就听雍正吩咐道：“传旨，任命蓝供事为广东河泊所官，钦此，谢恩。”
蓝供事突逢这种好事，惊得嘴巴都合不拢，才知道昨夜与他聊天的人，竟然是雍正派出来的秘密侦探。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却是载入正史的：曾经有一个御史，态度坚决地反对某项提案。第一次反对，雍正没理他;第二次反对，雍正装没看见;到了第三次，雍正终于批复了：你沽名钓誉，骗取名声，骗三次就差不多了，再这么搞下去，信不信我把你脑袋切下来……“尔欲沽名，三摺足矣。若再琐渎，必杀尔。”
那么这个御史，用来沽名钓誉的是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个御史是个同性恋，他深深地爱上了一名男演员，然而情天恨海，棒打鸳鸯，男演员竟然被选入南府当差，从男演员晋升为警卫员了。此一去，可谓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御史无法承受这种生离的折磨，就愤然上疏，反对将此男演员选入公务员队伍……这事，早已被雍正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在后面又加了一个批注：“这就好比狗正在咬一块骨头，忽然被人抢走了，你当然怒火攻心了……”
从正史到坊间传言，都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一件事：雍正使用了一支隐秘的侦探力量，对朝中的大臣们进行二十四小时贴身跟踪。但有关这支密探队伍的行踪，我们没有在大内的宫廷档案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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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十为于”说
雍正矫诏篡位“改十为于”，是清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说的是：“圣祖皇帝(指康熙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非法继位之传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遗憾，早就被争辩对手轻而易举地驳倒了。今天我们旧话重提，无意发起又一轮争辩，而是想借此探讨一下，“道理”与“实际”之间，有时会有怎样的背离。
“于”还是“於”？
辩驳“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一条理由是：“于”字在当时应写成繁体的“於”，“改十为于”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从“道理”上看，这不可谓不充分。“改十为于”内中之义，无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遗诏，那能不能换个问法：康熙帝到底使用“于”还是“於”呢？康熙帝确实使用“於”字，下面是一个例子，在江西巡抚郎廷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亲笔朱批：“凡地方大小事关於民情者，必须奏闻才是。近来南方盗案颇多，不可不细心察访。”
但康熙帝也写“于”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草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应该用“於”的地方，却分明写成了“于”。还有“与尔”也是用的今天所谓的简化字。那么面对着这一不合理的“于”字，臣下如何反应？李煦将皇帝旨意传达给身为江宁巡抚的宋荦，宋荦上折谢恩，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中的“与尔”两字是用繁体字写成，但“于”字并没有使用繁体字的“於”。这充分表明，宋荦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规范”的“于”字的写法。
宋荦是以这种独特的抄写方式，质疑朱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吗？根本不是。看看他对于两把御赐书扇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仰见我皇上诗兼风雅，书驾钟王(指钟繇、王羲之)，臣什袭珍藏，世世永宝。”他丝毫不怀疑不“规范”的带“于”字朱批。其实，这“规范”只是我们今天的规范罢了，实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测，康熙帝有可能写“于”，现在终于“发现”了实例，一个足矣！我们能够说，仅就“于”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遗诏，如果雍正帝真的将“传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为“传位于四阿哥(或皇子)”并公之于众，那么，臣下是不会以“一字之差”否认这份诏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诏书中“于”与“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为于”说，不能成立。
必须称“皇四子”“皇十四子”吗？
判定“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二条理由是，传位诏书这样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须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类书写格式。若“改十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此时“于”的繁简问题不再重要)，这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皇几子”格式的说法，有强有力的证据，如雍正帝所颁行的康熙帝遗诏中说：“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还有道光帝的亲笔秘密立储诏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以上这些原件具在，言之凿凿。但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一句：那时必须要用“皇几子”的书写格式吗？
顺治帝的传位遗诏是这么写的：“朕子玄烨……即皇帝位”。康熙时的册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太子允礽时，“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为亲王”——这些重要文件都没有用“皇几子”的格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颁行康熙帝遗诏，四天后即二十日颁行雍正帝登极诏书。登极诏书的原件迄今未见，《清世宗御制文集》收录的版本说：“……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谕内阁》所收该诏书如是写道：“……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同一份诏书的不同抄录版本，“二皇子”写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来，十一月二十日的诏书，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如此一来，诏书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会莫名其妙，以为说的都是康熙帝。后来雍正君臣在编纂以往上谕时，对此做了必要的改动，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时也将“二皇子”改为“皇二子”。乾隆时篡修《清世宗实录》采用的是改动后的诏书，也成为了最常见、通用的版本。康熙帝传位遗诏和雍正帝登极诏书，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继颁布，上述书写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说明了康熙帝传位之际，“皇子”的书写并无固定格式。册封、传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应是雍正以后才确定的。
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格式，才会有更多的传言。朝鲜人记载说：康熙帝在畅春苑临终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后来索性有了矫诏篡位的另一种版本：改“十”为“第”。民国时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满清外史》说：康熙帝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雍正帝改“十”字为“第”字。以“皇几子”的书写格式为据，反对“改十为于”说，实际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书写的影响，以此作为判定较早期的康熙帝传位书写的标准，这是时空倒置，不足为凭。
是书面遗诏，还是临终遗言？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遗诏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时不可能只有汉文，也须有满文，或首先应是满文；即便汉文改了，满文的内容也难以篡改，绝不像改汉字“十”为“于”那么简单。对于“改十为于”说，此乃釜底抽薪的一击。问题复杂，无法细辩，只是想指出，此说法同上面的一样，都过于讲求“道理”，而忘了“实际”。反对“改十为于”矫诏篡立说的，恰恰与他们的论敌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认为确实存在康熙帝的遗诏。这里所说的遗诏不是指前面引述过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遗诏(此遗诏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临终前的遗诏，且它必须是书面遗诏，否则何谈篡改？
但真有这样一份遗诏吗？雍正帝第一次谈到他继位的情况，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储之时。他说得很简单：“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在“仓促”“一言”的氛围中，分明不会有什么书面遗诏。第二年，雍正帝又说：“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亲自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为自己继位辩解时，还是如此立场，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临终遗言，是口头遗诏，而没有书面遗诏。
这不是偏听雍正帝一面之词。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后世众说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隆科多是康熙帝临终皇位授受的见证人。“白帝城受命”与上面雍正帝所说的场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传位，只有临终遗言，没有书面遗诏。“改十为于”只是谣言，乃争夺皇位失势的皇子身边的太监所编造，目的在于泄私忿。而历来此说的反驳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与被反驳者一样，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实际”，因为没有书面遗诏，那些关于诏书的种种“道理”，统统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