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被塑造成神：三国演义制造了诸葛亮神话

《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塑造成神

诸葛亮能登上神坛，《三国演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是罗贯中老先生蓄意造神，而是出于文化人的社会良知，最大限度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原民众的心理诉求。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产生的背景十分特殊。 南宋王朝同之前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必然出现难以遏制的腐败并导致灭亡，新的轮回会在民众的无限苦难中发生。所不同的是，这次轮回不是由汉族内部某一军事集团来完成，也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以蒙古族入侵实现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民众，历来有着大汉族主义的思维定势，无法接受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一事实;更加之蒙古族入侵的同时，伴之以野蛮的种族歧视，并带来落后倒退的生产方式，使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交织一起，使这场改朝换代尤显得血腥。

血腥归血腥，历史车轮总得嘎嘎地向前滚动，腐败的南宋王朝，无法与朝气蓬勃的蒙古铁骑相抗衡，临安的陷落，标志着它的灭亡，流亡于福建的南宋小朝廷，不可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然而在当时，不仅有南宋政府的残余势力在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组织下进行抵抗，更有各地民众组织义军与蒙古入侵者搏杀。正规军也好，义军也好，以及全力支援的民众也好，都需要一面政治旗帜作为号召。然而除了南宋流亡政权这一面破旗之外，别无其它能凝聚人心。

为了使流亡政权具有合法地位，文化人通过以古说今的手段，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有了，他们化妆了三国时期蜀汉的割据政权。既然历史上偏居西南一隅的西蜀政权仍属正统，那么，今天退守福建的南宋小朝廷理所当然也应是正统政权。既然是正统政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作旗帜使用。在当时，宁可委屈了死人，也不能让活人遭受奴役;只要能改变现实，宁可以篡改历史!虽然它是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正由于这一背景，各种《三国评话》版本陆续出现，并最终发展为历史宏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从四个方面制造了诸葛亮神话。

其一，赋予蜀汉政权和诸葛亮以新的含义。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三国时期蜀吴两个割据政权外，再没有军阀分裂国家受到肯定歌颂的例证。别说是太平盛世时分裂国家的那些人，如西周初年的武庚、管叔、蔡叔;唐初的杨玄感、刘黑挞;明初的方国珍、陈友谅;清初的郑经、吴三桂等;乘着衰世出现的分裂政权或军事集团，如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虽然他们也打着先朝正统的旗号，仍不为后世所承认。即令在三国前边出现称帝或割据的袁术、袁绍、刘表、刘焉、张鲁等，也没有得到当时及后世肯定。陈寿在《三国志》中，虽然客观记述了刘备、孙权的称帝活动，但依然持否定态度，所以都没有《本纪》，而只冠以《先主传》和《吴主传》。

《三国演义》反说历史，它赋予蜀汉割据政权已正统地位，将剪灭诸多军阀，促使社会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曹操描述成篡汉奸贼;极力歌颂诸葛亮及其《隆中对》，以及造成国家在即将统一时重新分裂的一系列活动。这不是缘于历史而缘于现实。如果在蒙古人南下、能在临安陷落时，东南出现一个割据一方，并使战争形势相对稳定的政权也是好的，中原民众渴望它并企盼以此为根据展开反攻，最终赶走蒙古铁骑，一统河山。各种三国评话版本的出现，江南民众的百听不厌，都是因为触史生情，是为难以渲泻的万千思绪寻找寄托。由是观之，有关三国的评书现象，已经完全摆脱了休闲文化的痕迹，变成了掩盖在休闲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文化。

其二，诸葛亮成为民众呼唤的最理想人物。

当时，蒙古铁骑催枯拉朽般地向南奔袭，腐败的南宋小朝庭已没有德高望重、一呼百诺的领袖人物，小皇帝只是傀儡，左丞相文天祥不谙军事，且被俘身死。右丞相陈宜中在人品才具方面，可称道的并不多，他曾因与黄镛等上书攻击奸臣丁大全获得六君子美誉，登入仕途之后，又因依附权奸贾似道而声名狼藉。当元朝大将伯颜迫近临安，由他出面讲和未果时，不能担负道义责任的此公，竟置国家危亡不顾而逃回家乡。在南宋流亡政府灭亡前夕，身担宰辅重任的陈宜中，又一次放弃责任，逃往越南南部的占城。这就是当时南宋王朝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人物。

军事上情势更糟。自有宋以来，因赵匡胤担心高级将领步其后尘，再来次“陈桥兵变”，搞了个“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的直接结果，是军事将领的野心膨胀得到了有效限制，随之而来的，却是抵御外侮力量的严重削弱。因为军事指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出征将领系临时委任，且不是一个元帅，而是互不关联的几个!军队也是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临时抽调。将领与士兵，上级与下级互不认识，互不了解，也在短时间内难以沟通。所以南北两宋一直存在着“积弱”的军事形势，对外用兵中，几乎从没有打过胜仗。蒙古铁骑南下后，恶劣的军事形势和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皇权对将领的束缚虽少了许多，但各支部队相互之间的分散隔离更为严重，军事上不能形成一个拳头。每战必败的结果，都伴随着蒙古人野蛮的血腥屠杀，伴随着广大民众遭受奴役和蹂躏。

节节失败中，中原广大民众看不到军事失败的制度原因，而是认为现任将帅都很无能，天真地呼唤“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名将贤相，希望他能顶天立地地站出来改变历史!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人物?现实中既然没有，那就只能从梦幻中寻求。既然已经选中了蜀汉政权作为旗帜，诸葛亮当然成了民众心目中唯一的理想人选。

忠臣是专制制度制造的道德规范，士大夫和普通民众虽对此笃信不疑，然而一进入特殊时期，即皇帝昏庸或政权衰败时，更推崇诤臣、贤臣、廉吏和英雄(特别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唯独对诸葛亮不同，民众更推崇其忠君思想。《出师表》中，“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述，虽然是以报答私恩的愚忠形式出现的，虽然他有可以接受“十锡”的言论和已接受“五锡”的事实，然而知之者寥寥。而《评话》、《演义》将他作为忠君代表加以歌颂推崇的根本原因，是赋予忠君思想以现实的积极含意。南宋小皇帝逃出临安后，惶惶然已成丧家之犬，这时的忠君，当然要同反抗蒙古入侵联系起来。这时的忠君之人，实质就是民族英雄。民众既对现存的当权者都不看好，所以要呼唤隐士贤达，希望有人能像诸葛亮那样，“遂许先帝以驰驱。”像赤壁大战那样，能一战改变刘备狼奔豕突、四处逃窜的处境，改变南宋小朝廷即将灭亡的颓势，形成新的鼎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