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之后的董元醇,最后怎么了?

2018-07-26 13:35:59 首页

  1861年11月2日(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等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或被杀头,或被赐自尽,或被发往军台效力,或被革职。两宫太后得以垂帘听政,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力;恭亲王奕䜣授命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补授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旋又授以亲王世袭罔替;其他官员亦多根据其功绩大小分别予以擢升,如原鸿胪寺少卿、军机章京曹毓英,因不断向北京的恭亲王奕䜣等通报热河的政局变化,立有大功,被擢升为军机大臣。那位抢先上奏折,要求两宫太后权理朝政,并请简用恭亲王奕䜣参预最高权力,“辅弼一切事务”,为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夺取最高权力立下汗马头功的董元醇,于辛酉政变前被以“莠言乱政”之罪,发往军台效力。但尚未及起行,即已发生了政变,故此,董元醇逃过发遣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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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政变后,董元醇从从五品的监察御史,迁升为正五品的工科给事中。辛酉政变后的第七天,即11月9日,工科给事中董元醇曾以“现闻仓场侍郎”德全、廉兆纶等人,不但未“将运米迟延之车户头役邢文富治罪”,未将其人本年已领款项“勒令赔办”,反而“又发给银八百两”,预支了明年应领款项等事,奏请清廷予以查办。

  此事,以清廷“著德全、廉兆纶迅速明白回奏”,及德全等人以所发银两,为“发给大通桥车户银两”,并非发给邢文富的明年预支款项而了事。11月28日,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文武官员共计200余人,联合上陈《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并附议定的太后垂帘章程11条。董元醇虽然亦列名其内,但仅仅是徒壮声势循例的列名而已,可以说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不具有任何一点特殊的政治意义。

  1862年1月9日,董元醇似乎是为了能够再次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以工科给事中的名义上陈了《辅翼圣学宜重德行而轻才华折》。该折之始,即不无表功之嫌地说,“前八月内,臣敬陈管见一折(即其1861年9月10日所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仰荷皇太后、皇上明断施行,现在权奸既诛,朝廷肃清,中外臣民,无不称快,此皆皇太后之明,皇上之福也”。但是,臣在前一奏折中,曾请求于朝廷大臣中为皇帝简选师傅一事,“至今未见简派有人”,而“明春皇上即宜兴学读书,不容再缓”。于此,臣本“不敢妄参末议”,但是,“人臣事君,苟有益于国家者,当知无不言”。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为小皇帝载淳简选师傅的原则,应该是“以德行质朴为先,而才华之士,无足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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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他竟然不避“妄参末议”的僭越之嫌,举荐左都御史倭仁、大学士祁雋藻、翁心存,吏部尚书许乃普等人,可为帝师之选。但是,董元醇此奏,并未见清廷有何反应。大约于1862年6月(同治元年五月)以后,董元醇改名董元章。盛康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收录董元醇的《敬陈从权守经疏》时,亦将其名改为董元章。至于其因何原因改名,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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