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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抵制。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较最近的恭亲王奕䜣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䜣等人联合,发动政变。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辛酉政变简介: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

  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串通。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重用肃顺等人。奕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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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政变成功的原因:辛酉政变是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为赞襄政务大臣(又称顾命八大臣),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其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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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政变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北逃热河(今承德市)。路上且走且停,走了8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北逃热河,心情更加郁闷。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病情愈来愈重。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

  公元1861年农历7月:

  16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

  1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2日,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

  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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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政变中的恭亲王慈禧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关系暧昧。这当然是小说家的一种想象,一种虚构。考诸史实,他们之间纯粹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利害关系。

  回顾他们之间的关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用恭王奕。

  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以慈禧对奕的态度为转移。

  两宫太后在奕集团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取得了政变的决定性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此后,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的关键是尽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以免造成权力真空。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首先表现在对恭亲王奕的重用上。

  恭亲王奕,配合之默契,堪称珠联璧合。

  因之,对奕,在政变发作的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恭王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

  两天之内,连发四谕。奕明正言顺地处分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

  插叙一下。清朝宗室的爵位,据《清史稿》载,分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第一等爵位是亲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贝勒,第四等爵位是贝子。吴振域《养吉斋丛录》说,清朝宗室爵位划分为十四等。应以十二等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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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欣(咸丰的弟弟)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欣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那位氏,这时才26岁,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欣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欣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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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与恭亲王奕訢携手发动了“辛酉政变”,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那么,究竟谁是这次政变的主谋,是慈禧吗?还是另有其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待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瀛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慈安太后和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不甘大权旁落和扼喉之忧的处境,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

  八月初一日,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至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慈安、慈禧以叙家常为名召见,密商合力对付肃顺。九月三十日,两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贾祯和军机大臣文祥等,控诉顾命大臣,正试提出垂帘听政,恭亲王遂奉旨派亲兵突然抓捕了载垣和端华。同时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宣奉旨前往途中拿问肃顺,押解来京。十月初一日,上谕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以后又受命为内务府大臣,并赏食双棒,以示优礼。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见习行走。十月初六日,上谕赐令载垣、端华自尽,斩决肃顺,其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被解任。党援形迹最密者吏部尚书陈孚恩流放新疆,资财被查抄;踪迹最密者黄宗汉被革职,永不叙用;外间有烦言者侍郎刘昆、成琦、太卜寺少卿德克律太、候补京堂富绩也被革职。

  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咸丰皇帝去世到实现垂帘听政,共经过103天。是为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

  对于辛酉政变,一种观点认为,辛酉政变并非偶然事件,它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起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而这又导致肃顺得宠及恭亲王被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引起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之争,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终于酿成事变。事变标志着统治阶级最高层互相之间的公开倾轧和斗争的白热化。同时,慈禧太后是“辛酉政变”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政变的成功使她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据此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并从此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因此,学术界通常把“辛酉政变”看作是慈禧在咸丰帝死后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

  陈潮则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当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辛酉政变是清廷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其理由包括:其一,毋庸置疑,军队对政变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次政变作军事部署的是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他在京城拥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虽然胜保在道光朝已官至内阁学士,以后又几经升降,但他与作为内妾的那拉氏却没有也无从交往,更不见胜保的军事部署有慈禧的参与。胜保之所以在政变中决定性地站到了慈禧和奕訢的一边,一是因为他在咸丰帝逃亡热河前夕已与肃顺一伙结为仇敌,二是由于他与奕訢过从甚密,配合默契。据翁同龢9月16日的日记记载:“闻恭邸(奕訢)回京,又闻胜克斋(胜保)到京”,又据《热河密札》记载:“此公(胜保)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己尽悉。”由此可见,9月16日胜保带兵抵京后,有足够时间,并完全可能与刚从热河返回的奕訢会面密谋。如果说胜保的军事行动有合谋者,则亦当是奕訢,而且在其径自带兵到京之后才得逞。9月16日以后,胜保进一步布兵要隘,他也随之直奔热河,以“留虎豹在山”,待机行事。所有这些,显然又未经慈禧的策划和参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慈禧参与策划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那么慈禧策动政变之说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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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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