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耗归公
火耗就是地方各州县在收完赋税后，要把老百姓上交的碎银子熔炼后再铸成银锭，由于老百姓的的碎银子纯度质量不一，在熔炼铸锭的过程中一定出现损耗，因此，地方州县在收税的时就会以“火耗”为由，多向老百姓收一些赋税。
火耗又称“耗羡”、“羡余”是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因为清初承明旧制，像位极人臣的张廷玉年俸银才180两、禄米180斛，七品知县一年俸禄也不过45两。州县官员靠这点俸禄生活难以维计，便加收火耗，朝廷对此虽然清楚也只能漠然处之。
然而，朝廷的这种态度，长此以往，助长了地方州县官员的贪欲，他们以火耗之由，疯狂敛财，便有了“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这样老百姓赋税加重，到了康熙晚年尤甚，腐败蔓延，民不聊生。
雍正上位后，就从抓火耗归公开始，打击贪腐，改革税制，率先在山西试点试行，逐步在各省陆续推广并实施。从此，“火耗”正式纳入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火耗归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收来的“火耗”银，雍正朝主要把它用在了三个地方，一是用以各级官员养廉支出，二是用来弥补各级政府的财政亏空，三是支付前两项开支如还有节余便作为各地政府的公用基金，用来修城筑堤等，也可用作各省间物资运转的费用。
火耗归公的好处，就是把征收火耗银公开化、合法化，变暗收为明收，变乱收为按规定征收率，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阻止了地方州县官员贪腐。同时也树立了中央权威，减弱了地方财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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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雍正皇帝是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三任皇帝。雍正本名爱新觉罗·胤禛，清圣祖康熙帝玄烨第四子。他在位13年，庙号清世宗。
雍正是一位性格复杂、颇具争议的封建帝王。史载，他笃信佛教，工于心计，性格坚毅，手段戾狠，行事果断。他在康熙诸皇子激烈的夺嫡战中胜出，其过程与手段是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一直为人所质疑，但他在位期间整饬吏治，清查亏空，并对清王朝的税赋杂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虽在位仅短短13年，但却很有作为，他励精图治，力求革新，严整吏治，清理钱粮，奖励耕织，扩大垦地，火耗归公，给银养廉，创建军机处，平定青海，安定西藏，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等等，雍正在位期间，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府库充盈，政局相对稳定，边疆巩固，增强了国家大一统的向好局面。雍正是满清诸帝中较有能力与作为的一个，很具开拓精神。雍正之治，对康乾盛世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雍正上位时已经45岁，加上此前的复杂经历，所以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比较了解世情，对官场积弊也知之颇深，他认为，整饬吏治，主要是必须严惩贪墨。他上位不久，就严以察吏，真正做到了“有所必为，不惮府怨”，“令行禁止，决不姑息”，因而满清官场上一度滋生蔓延的歪风邪气，被雍正的“霹雳手段”给震慑住了。
在清查亏空时，雍正清楚地看到了自清初就实行的火耗存在严重弊端。所谓火耗，又叫耗羡，是清廷地方官员在国家正税之外擅自加征的附加税，名义上是为了弥补征税过程中的亏损以及费用，实际上是清朝地方相沿成习的“潜规则”，变成了不法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合法”借口。雍正经过仔细考察，强烈的感受到由于朝廷实行低俸禄制度，各级官员工资收入微薄，有一种强大的驱使力逼迫着他们去滥征火耗银，乃至苛索聚敛 、敲骨吸髓、贪赃枉法 、行贿受贿、侵渔商民，无所不用其极。
《清史稿》记载，雍正认为“革火耗而火耗愈盛，禁私派而私派愈增......地方些许火耗，其势不能不取。上司下属，收授馈赠，其势实难禁绝”。为此，在严惩官员贪黩的同时，他采纳了大臣的建议禔耗羡，设养廉，先疏导，再惩治。既然一下子将耗羡就革除掉不现实，则不如暂提耗羡，作为“一时权宜之计”，以期最终一举革除掉(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于尽革)。
雍正元年，山西巡抚诺敏请求将该省各州县所征耗羡银全部上缴布政司，除一部分用作填补财政亏空漏洞外，另一部分发给官员作养廉银。雍正立即批准，并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推广山西提解耗羡银的办法。火耗提解的目的主要是遏制各级官吏乱征附加税，降低耗羡率，减轻商民负担。雍正虽用循序渐进之法，但对于耗羡率，却只许减少，坚决不许增加。
雍正说：“(如果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耗羡归公后，各地的火耗率降低在正税的一至两成之间，比原来的高附加税率有了很明显的降低，扭转了地方官员胡乱征收、胡乱摊派的严重情况。
耗羡提解归公后，雍正把它的用途作了明确的规定：一是发给官员作养廉银(高薪养廉)，二是用来弥补地方财政亏空，三是留在地方作公用。耗羡虽然归公了，但可以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地方官员们的办公、生活补助费，使其不再挖空心思多贪多占，以维持官场作风清新、官员“廉洁”自律，所以称为“养廉银”。
雍正在位13年里，由于雷厉风行的清查亏空和推行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官场比之前确实清廉了一些，原先不堪的风气也大有改观。雍正把其前朝历来由地方官私相授受的火耗银提解充公，使从前毫无限制且愈演愈烈的贪赃纳贿行为受到了约束与遏止，这不但是财政制度上的改革，也是对清王朝长期以来官场贪腐、颓废风气的一场大纠偏。
史载，雍正帝励精图治“振数百年颓风”铁腕整饬吏治，成效还算显著。据说康熙朝末期时，户部国库里藏银700万两，到雍正13年时增加到5000多万两。雍正从火耗银上下手，不仅革除了积弊，清明了吏治，还促进了经济发展，给乾隆留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吏治环境与繁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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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在清朝乃至中国历代皇帝中，雍正皇帝无疑是反腐力度最大、措施最得力的皇帝之一，同时也是反腐成效最为显著的皇帝。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是传统的春节，举国欢庆的日子。而雍正皇帝并没有沉浸在欢度春节的气氛中，而是在这一天一口气连下11道诏书，着手惩治官场腐败。雍正此举，意在向天下昭示自己坚定的反腐决心。
此时，雍正继位不过40天，如此心急火燎，猛药整肃官场，当然事出有因。那么，雍正惩治官场腐败的措施有哪些呢?
一是派钦差大臣查办地方官的贪污案件。这些钦差直接归皇帝领导，由中央的一些官员或直属中央的官员组成，尽是些清正能干的人，与地方没有瓜葛，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同时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这样既不会与被查的贪污犯有利益上的关系，也不会对地方官进行包庇纵容。
对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从巡视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这样一来，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填补亏空，遏制了“前腐后继”的歪风。
由此可见，“火耗归公”仅仅只是雍正反腐众多措施的其中之一。当然，“火耗归公”是雍正反腐反贪措施中的一条重要措施，它的实行维护了帝国的统治，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与养廉银制度等措施相配合，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有效的推进了其他改革措施的实行。可以说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值得称赞的改革措施之一。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出台，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吏治为之一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社会风气得到根本好转，“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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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标准化银元，地方官府需将百姓交纳的零碎银两重铸为银锭才能上交，而熔铸过程中，原银两会有些许损耗。
由此，地方官在百姓缴纳田赋时往往要求加收这部分损失，即所谓“火耗”。
通常来说，碎银熔铸的损耗其实并不大，每两至多也不过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至二;粮食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及成本或许会大一些，但这些看似合理的要求，最后都无一例外的膨胀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之后的所谓“耗羡”，都已不是原始字面上的意思而发展成正税之外的附加税，不容小视。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收入并不上交朝廷而归地方官府掌管，朝廷虽明知于此，却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
康熙年后，征收火耗一如明代，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到康熙末年，火耗却越征越多，河南、山东等省的火耗率甚至达到正赋的八成左右。
这些私征、私派、私用的所谓“耗羡”，不但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被地方官吏们视为约定俗成的“半合法”收入。如此，法外之税，又无监管，官吏们自是上下其手，腐败丛生。
雍正即位后实行“耗羡归公”改革，其主要包括几点：
1、耗羡应公开并限定数目，“若不限于一定之数，则小民将无所遵依，而不肖州县反得任意多征”;
2、耗羡收取后，与其留于州县，不如提解国库(藩库)，由大吏分拨，“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则可支应而不必分派州县，州县则无由藉端科索里甲，于是私派亦可禁绝”。
一言而辟之，耗羡归公的本质在于财政公开化、透明化，即将此前征收的耗羡银由“非法”变“合法”，同时由“暗征”变“明征”，并使其数量和用途固定化。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不得再私自加派，明规则取代了潜规则，此前说不清道不明、半明半暗的财路由此被堵死，原本流失到州县官员手中的非法所得也被收归藩库国库。
这种做法，不仅完善了之前的财税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反腐、防腐的制度创新。
事实证明，雍正朝实行耗羡归公后，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而各省火耗率的普遍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以河南、山东为例，其火耗率由之前的八成分别降低到13%、18%，其他各省通常在10%-20%左右，四川最高为30%，富庶地区更低，如浙江仅5%。
此外，实行耗羡归公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亏空并充实了国库，为之后的雍正新政创造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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