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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令

  清军于1644年(明十七年)入关后颁发第一次的“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而多尔衮亦正有此意;遂趁势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传统儒家熏陶之下的汉人看来,身体乃至头发都是父母给予的,不可轻易损伤,这也是一种孝道。但在明朝灭亡,满清铁骑跨过山海关入驻中原后,满清的“剃发令”彻底颠覆了汉人的头发服饰。“剃发令”的始作俑者,就是大汉奸孙之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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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本是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他入仕之时,正是阉党当政吃香之日,魏忠贤当权把持朝政。自然而然,他很快就成为了阉党的一员。没成想,在崇祯即位后,崇祯皇帝迅速清理切割阉党,下令毁掉阉党编写的《三朝要典》,魏忠贤瞬间失势。树倒猢狲散,孙之獬的政治生涯遭遇断崖式崩塌。但可笑的是,孙之獬竟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同年八月,孙之獬被削籍,被贬回老家山。入关之初,满清为在笼络人心,重新接纳孙之獬,并任他为礼部侍郎。天下改朝换代,孙之獬政治生涯却实实在在的迎来了“第二春”。

  满族男子的发式有个形象的说法叫“金钱鼠尾”,即将头顶和四周边缘全部剃去,独后脑中间留长发编成辫子。民族文化不一样,当然与当时汉族头饰完全不一样。入关后,多尔衮曾下令推行“剃发令”,但遭遇全国的抵制,汉民揭竿而起,甚至南逃保发。当时新朝刚立,天下未定,迫于形势,多尔衮只得收回“剃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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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初年,满清允许前朝降臣穿着汉服上朝,汉满两族朝臣各列一班,倒也相安无事。新朝刚立,跳梁小丑瞬时粉墨登场。孙之獬,这么一位看似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为了一己私利,标新立异,不按照套路出牌。一日,孙之獬剃发留辫,改穿满服,甚至还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当朝的满清贵族对他的趋炎附势不屑一顾,汉族朝臣更是对他嗤之以鼻,不耻与之为伍。气急败坏的孙之獬竟然直接上书顺治皇帝:“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际,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这正中顺治皇帝和当时实权派多尔衮的内心。顺治二年,清朝颁布推行“剃发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多尔衮为防止满族“汉化”。“剃头令”的推行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对汉族进行一次精神阉割,并以此改变汉族最根深蒂固的文化,以此彰显满族统治的“正统性”。

  一时之间,华夏大地,揭竿而起。但当时的满清已经基本统一中国,消灭了绝大多数的反对力量。至此,孙之獬建议的“剃发令”得以全面推行。

  铁腕之下,血流成河。扬州三日,嘉定三屠。据史料记载,当时江阴民众群起反抗“剃发令”,江阴一城为城门紧闭,进行反清斗争。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三王十八将。但此时的满清早已在华夏大地立足脚跟。满清的铁骑踏遍中华大地。清廷甚至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城破,满清血腥屠城,死在的刀下亡魂有二十余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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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之獬为了一己私利,一次政治投机,建议当权者多尔衮推行“剃发令,”造成当时汉族人民的苦难,十足一个汉奸做派。之后,孙之獬因官场腐败,被罢官后返乡。在山东老家,恰逢谢迁起义,孙之獬一家被义军抓获并屠杀,孙之獬也被义军虐待致死。终究是善恶终有报,以孙之獬身躯还报因“剃发令”死去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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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年6月15日,对于全天下的汉人来说,一封“剃发令”犹如晴天霹雳般轰在心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承千年发不能损的观念和求生的欲望相互纠缠,许多汉人喊出“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而清政府的态度也非常强硬:“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与这些“束发鬼”相比,还有另一类人处于一种更加恐慌的状态中,那就是秃顶的和光头的人,无发可剃、不能盘成辫子怎么办?会不会直接拉出去砍头?心里很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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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他们真的想太多了,剃发令里面有规定四种人是可以不用剃发的,第一种就是女人,当时女人地位低下,也没有太多反抗的思想,谁统治都可以,所以不用剃发;第二种是小孩,小孩可以留任何发型,但是只要成年就必须剃发;第三种和第四种就是道士和僧人,他们属于出家人,不问世事,不用剃发,所以当时有很多不愿意剃发的人就只能出家为僧或者当道士了。

  对于秃顶的人来说,一般秃顶是指头顶那一片没有头发,周围一圈是有头发的,所以按照剃发令,是要剃掉两边和前面的头发,只留后面那一点,然后盘成辫;光头的人家也管不了,你也不能强迫别人一夜之间长出头发吧…..而且,在当时,由于剃发令的严格要求,慢慢催生了做假发的产业链:发型不达标?来吧,带上这顶假发,保证你次次都是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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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剃发令”是当时清政府为了稳固皇权的一种做法,毕竟当时的汉人比满人要多上好多倍,用这样一种方法剔除出不安分子,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汉人的思想,服从满人的统治。而到了清朝中后期,汉人已经习惯了剃发,满人也学习了儒家的思想,所以剃发政策变得宽松起来,盘辫子的风格也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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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剃发令”颁布的时候,其实秃顶和光头的人是最轻松的了,既没有身体发肤损伤的心理负担,又可以听从命令从善如流,简直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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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剃发令”以及因它而起的几次江南大屠杀事件,历来都被很多人所声讨。那么如果没有“剃发令”,清军对江南地区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士绅阶层的大屠杀,难道就不会发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依旧还是会,为何?因为这和清廷的组织结构,以及辽东和江南两大核心地区汉人的特质有关。

  这又怎么说呢?我们慢慢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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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当年的辽东地区,经过明初的大力开垦,早已经从蛮荒之地变成了可以大规模种植,实现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了。在此过程中,明代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了辽东,与关外的女真人等少数民族混居。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粮食产量并非象如今这么高产,这就注定了辽东地区的汉人不可能只依靠农业过活。于是当时的辽东地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女真人不断地学习汉人种地,汉人则学起了骑射狩猎以补贴家用。

  面对这种胡汉混合的状况,出身关内的明朝官员首先就对辽东汉人心存疑虑。比如辽东经略熊廷弼就指出辽东汉人“浸染胡俗,气息相类”,宁可从关内的华北地区乃至南方的湖南、四川等地招募新兵,也绝不大量使用辽人。如果不是他们还有擅长骑射这个特长的话,熊廷弼怕是都能将军中的辽东人全给裁撤了。

  虽说熊廷弼有点“地域黑”的意思,但当时关外汉人和关内汉人不和早已不是秘密,辽东本地的军人和关内派来的援军配合极差,“友军有难而不援救”的现象时常在辽东战场上演。

  而后金方面,归降他们的汉人官兵则被积极接纳,比如大凌河战役后,投降的汉军将士就大量被安排与满洲女子结婚。再加上皇太极对包括汉军在内的所有将士都毫不吝啬,远比克扣成风的明军要公正得多。这就造成了明末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一将领,在投降清军后,与他在明军时的表现,往往判若两人。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金和后来的清政权在辽东人的心里要比明朝靠谱得多,也更得人心。同时,由于女真人不擅长管理,辽东地区的汉人就大量被征召和明朝投降的官吏一起,为后金政权管理辽东。比如后来赫赫有名的范文程就是其中典型。

  这些人自认为问心无愧,因为在明朝他们就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们的一切都是满人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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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看完辽东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明朝时期的江南问题。

  明朝时期的江南,无疑是纳税大户,但明政府对财政的管理却十分不擅长。强大的中央集权迫使全国的财富都往北方流动,这无疑让负担着全国纳税额大半的江南人士十分不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明朝万历年间还产生了一项东西,那便是“火耗”。其原本是指碎银融化重铸为上缴的银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后来泛指运输过程中的一切损耗,包括征收人员的开销、米粮和款项的包装运输费用等等。

  而“火耗”这玩意又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的,同时明朝给官员的工资又非常低,以至于低级官员靠着薪水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了,而且给的休息时间还少,一个月才三天假。这种严苛的待遇变相地逼迫官员们联合起来贪污,于是乎,借“火耗”名目进行的搜刮就成了明代地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另一负担。

  虽说地方贪腐问题一直都是明末有识之士的一个心头病,但偏偏明朝文官基本上都是从科举出身,使得自古擅长科举的江南是士绅子弟在官员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一旦朝廷胡乱开刀,将会引起江南籍贯的官员集体罢工,整个国家机器怕是会立马停止运转。

  三、

  随着清军入关,拿下了包括江南在内的大片明朝故土之后,这个情况也困扰着清朝。

  因为随着清朝入主中原,他们将不在是关外蛮夷,而是要成为将要治理天下的王朝,以前那种劫掠的手段定然是不能再用了,于是乎,赋税也就成了清朝继续生存的头等大事。而此时的北方早已被清军、明朝的乱军、各路的叛军荼毒已久,很难再产生大量赋税,所以江南地区的财富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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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江南的财富如此重要,而江南籍贯的士绅又多在明朝拥有盘根错节的利益,也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明朝收不上来税收,那么对清朝来说,就简单多了:把你们都杀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剃发令全国都有,在关外早就已经实施了,唯独在江南这么有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屠杀。清朝在大肆屠杀了这批腐败且又极力维护明朝旧制的江南士绅官员,抄没他们的家产用以填补军费之后,系统内的辽东人便开始走马上任去填补他们的空缺了。

  对于早已进入清朝体系的辽东武人如佟氏家族来说,杀江南士绅根本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对于范文程这样的辽东文人来说,几百年来江南人一直在官场压着他们,这次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了。就算是李成栋这样出身农民军后被明朝招安,再投降清朝的将领来说,江南士绅一直高高在上骑在自己头顶,杀他们同样毫无负担。

  所以,对于清朝来说,抵抗“剃发令”与否根本就是次要的。

  一群掌握着财富,又忠于前朝,偏偏还没有足够武力去保护财富与官位的人,不杀简直没有可能。而辽东汉人经过几代人的融合早已经算是自己人了,至少要比南方人亲近得多,官位正好可以留给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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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1644年,东北亚地区强权清朝跨越长城进入中国,并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迅速消灭中国南北方的反对势力。在这个世道纷乱的时期,清朝推行的诸多政策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针对前明臣民的剃发令,视头发为“精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汉人是怎么看待剃发令的呢?本文将从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两方面为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1·兴亡代有,断无举朝尽死之理

  “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一朝江山颜色改,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绝大部分汉人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纵然如丧考妣,但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清军尚且盘踞关外时,鞑靼统治者就极力笼络投奔他们的汉人知识分子。待清军开进燕京,清朝政府对汉人知识分子的拉拢态度有增无减。如“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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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番举措不仅保障汉人士大夫原有的既得利益,也照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这使得绝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融入清朝的统治体系不再那么令人抗拒。

  甚至在许多汉人知识分子的眼里,清朝是帮了他们报国仇偿家恨的大恩人。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答书写到:“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马绍愉给吴三桂的信中也提到:“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知识分子大抵还是遵从了清朝的剃发令,赴水蹈火者少之又少,更有“水太凉”之流在清朝正式下令前就主动剃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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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剃发还是大大伤害,以至于屈大均在《秃颂》中自嘲道:“慕子之秃,不见刀锥,无烦髻结,不用辫垂。”

  2·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庞大的汉人知识分子构成了清朝的官僚系统,庞大的汉人士兵则构成了清朝武装力量的主体。前明汉人的降兵降将马革裹尸还,为大清一统中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汉人的降兵降将是最早一批剃头的人,他们对剃头的抵触远不如汉人知识分子强烈,这和明代军人地位低下密切相关,下面以辽东明军为例。

  明代辽东自然环境仍十分恶劣,以屯田经济为基础的辽东普通军人不仅饱受天灾打击,还向牛马家畜一样被人驱使。明孝宗时期,右少监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赃以千计。”明世宗时期,辽东镇守太监白怀等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以至于有人向朝廷上书呼吁:“屯之利在武牟,不在朝廷。”辽东普通军人时有发生叛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论调在当时辽东下层社会有相当市场。

  边兵贱如狗,边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明廷奉行歧视军人的政策,辽东武将想要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的难度,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投降清朝的55位辽东边将中有20多人是辽东籍贯的,除祖大寿官职为总兵外,其余皆是副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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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逃亡和暴力

  不同阶层的汉人对剃发令的态度不同,不同地域的汉人对剃发令的反抗方式亦不同。

  在长江以北,剃发令的推行阻力要小很多。频繁的农民战争不光摧毁了北方的经济,也令北方民间的具有潜在抵抗能力的自发组织损失殆尽。所以,除了在辽东有零星北方汉人武装抗拒剃发令外,北方其他地区的汉人基本默然接受了剃发令。在燕京地区,剃了发的汉人“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故矣”。当然,也有不少北方汉人选择以逃亡作为对剃发令的反抗,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李氏王国就接纳了不少明朝难民。

  在长江以南,暴力抗拒剃发令具有普遍性。起初,对明廷痛恨至极的南方汉人热烈欢迎南下的清军,吴越官民俱书“大清国皇帝万岁万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清顺民”等字眼来表示对清朝效忠。南方汉人对明王朝毫无眷恋之情,相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改善他们作为过去明朝财政奶牛的窘困境地。此时,坐镇北京的多尔衮也出人意料地废除了剃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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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1645年5月29日,多尔衮在一众内院大学士的建议下重启剃发令后,暴力冲突不可避免。在南方地区,由于较少受到农民战争的波及,当地的民间自组织保存完好。西洋传教士在《鞑靼战纪》写道:“愤怒的士兵和百姓拿起武器对抗鞑靼远征军,这不是为了捍卫他们的国家和皇帝,而是为了保存他们的头发。”江阴屠城事件就是当时南方汉人对剃发令的态度的缩影。

  但当外来征服者的野蛮制服了土著居民的野蛮,南方汉人对剃发令的抗拒亦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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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清朝军队攻下南京、苏州、杭州后,清政府认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韩菼《江阴城守纪》上)。“剃发令”或以“薙发令”代称。由于这项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认同,原因之一是为了消弱汉族的反抗意识,巩固清朝统治者的至高地位,引起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抵抗,结果导致清政府的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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