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牢房对女囚的潜规则：逼女子失节破身

　　贞操又叫贞节，是指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封建道德。它是男权社会迫害女性的精神工具，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却必须严守贞操，甚至以身殉节。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贞节观念好似勒在古代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它既是对女性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武器，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在观念上的表现。因此，古代的女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失去贞操。然而，古代的女人一旦被打入大牢，成为女囚，便等于从此失去了贞操。

　　在古代社会，女人千万不能沦为女囚，而一旦沦为女囚，轻则在堂上被裸体笞杖，即「杖臀」，或叫打屁股;重则被脱掉裤子游街示众，名曰「卖肉」。而在大牢里被牢头玩弄、奸淫则更是家常便饭。

　　笞杖是中国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

　　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间亲戚邻里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奸情，然后贿赂官府，让官府逮捕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 天，原告一方事先选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

　　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衙役，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凌辱。衙役干这行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女子裤子脱掉示众，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回去后便自尽而亡。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

　　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乘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县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寻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逗。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明朝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捕后押送进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均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女子裸体受杖的做法有增无减。晚清文人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 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定，妇女犯罪应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一直坚持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清代裸杖女子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期，平阳县令朱乐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件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以杖责，又让衙役用杖头捅入妓女的下部。朱乐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在官府衙门里直接对犯人用刑的皂隶们，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但是在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心地良善之辈。清代，浙江秀水县人诸锦的祖辈有在县衙当差的，很怜悯犯人受杖的痛苦。他听人说受了刑伤后饮小便可以止疼解毒，就把自己用的竹杖浸在厕里的桶里，该他行刑时，就使用这浸了尿的竹杖，打过人既不疼也不化脓。在滥用酷刑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善举算是凤毛麟角了。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写了「伍秋月」的一个故事，其中说到女鬼伍秋月被阴间的皂役捉去，关进了监狱，两个狱卒对她动手动脚，百般调戏、侮辱。其中一个狱卒还厚颜无耻地挽着她的脖子说：「既然成了罪犯，难道还想守住贞节吗?」这里写的虽然是阴间地狱，但说的却是阳间牢狱里的实情。

　　在衙门的黑牢狱中，苦难最为深重的，恐怕要算是女囚了。古代对妇女的贞节非常重视。监狱之中男女混杂，肮脏黑暗，这是人所共知的。妇女一旦进了监狱，便成为狱吏、牢子们凌辱的对象，要想保持贞节，事实上是很难的。

　　一个监狱里看管女犯的官媒就公开说：凡是发到这里的女人，哪一个不是犯法的?已经犯法还充什么节妇!因此，历代法律对妇女收监监禁，都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汉代法律规定，妇女非本人犯法，而因连坐等原因要被判刑的，一律不得拘捕监禁;需要拘讯的，也只能在她的住所内讯问。

　　明朝的《大明律》「妇人犯罪」条中也规定：妇女除犯死罪及奸罪要入监收禁外，其余犯罪一律交丈夫或亲属收管，听候传唤，不得入狱监禁。清朝法律也有大致相同的条文。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女犯收监后遭受虐待、凌辱。但是，女犯一旦被关进监狱，就很难逃脱这种厄运了。

　　清代对女犯，一般都交由衙门里的官媒婆看管。凡是初到的女犯，总是先饿上两天，再捱上几顿打，晚上也不准睡。如果不服的，便会被吊起来。至于做贼的女犯，更是与众不同，白天拴在床腿上，让她看马桶，闻臭气;等到了晚上，还要将她捆在一扇板门上，要动不能动，搁在一间空屋子里，直到天明才放出来。当然，这些都还是轻的;一旦女犯被衙门里的书办、衙役们看上，那时除一死，竟没法保得清白。

　　明清法律都明文规定，奸淫女犯的，要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强奸者要处绞刑。但事实上，这往往是一纸空文。那些书办、衙役干脆把官媒婆处当作是免费的妓院，遇到标致一点的女犯，更是个个都要前来领教，张三才去，李四又来，甚至昼夜不绝，或者干脆弄到外面去恣意取乐。

　　而那些被关押的女犯，不是犯死罪，就是犯的奸罪，到了这个地方，也就不得不从。所以女犯失身破节，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其中也有少数真正节烈不肯失身的，触怒了衙役官媒婆，便往往招来残酷的毒打和凌虐。

　　在一篇名叫《活地狱》的小说中，有一个女犯，因为不愿顺从，被官媒婆先是伸手三四个巴掌，打得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然后又叫人从梁上放下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把这女犯揿倒在地，将她的手脚如同捆猪一般捆住，再把麻绳一头穿在她的手脚之中，穿好之后，打了一个死结，再将麻绳另一头用力拉，霎时间便把 这女犯高高吊起。

　　女犯被这一吊，早已是头昏眼花。嘴里不住的哼哼乱叫。官媒婆则拿起竹片，不由分说，把那女犯无上无下，足足打了几百下还不住手，打得女犯乱哭乱叫，浑身一条一条的血迹。官媒婆一边打还一边骂：既然想树贞节牌坊，就应该不去犯法;既然犯法到了这里，还要充什么贞节!

　　这就是古代他们凌虐、奸淫女犯的最「充足」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女犯一进了监房，什么人格、尊严以及贞操等等，统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任凭他们摆布、玩弄、奸淫。这一切，都是女囚所「应得」的待遇，是女囚们的先天「命运」!女人一旦坐牢，成为囚犯，便意味着从此失去了贞操，这可能就是古代凌辱女囚的潜规则。

　　古代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大体上，刑罚发展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权者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刑罚发展变化。法律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当时的原始习惯也是由以采集和渔猎为标记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惩罚方式简单残暴，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成为主导。逐渐产生了相当多的习惯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刑罚的体系逐渐完善，目的性也更加专一，保护私有制财产，保护人身权利，维护政治统治。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由于专制、集权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没有西方世界的民主与法制、人权的概念。大量的充斥于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刑罚的随意性。

　　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崇尚刑法，重视刑罚。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适应了经济基础需要，同时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夏、商时期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又刚刚从原始野蛮时代演变而来，维护王权成为其首要的目的，同时人的愚昧无知又使统治者假借天意的图谋得以实现，虽然其刑罚十分的野蛮残酷，但是统治者借天的名义，成功地表明其刑罚的合理性。

　　同时，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至周时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的思想，强调“用刑宽缓”,将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体现到刑罚上，出现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以作为五刑的补充，不再单纯是伤及人肢体、生命的酷刑。秦以后到明清，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更加牢固的确立，虽然各朝代执政者执政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也逐渐促进统治者对刑罚作出变革，以绞、斩死刑代替以往残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蛮的肉刑，实质是统治者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统治者权力的无限制和无制约，当权者往往凭一己好恶行事，使刑罚形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所以，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我国古代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无论是不成文立法的时代，或者是成文法时代，法律对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经常有随意增加法外刑罚的情况。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淫刑。又如唐时法律为我国古代之最鼎盛时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时，酷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非法采用酷刑，摧残人犯，将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时，皇帝设厂卫特务机关，滥用刑罚更为严重。清律中根本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规定，但所有的文字狱均是按照谋反、大逆定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古代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行为往往将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较为开明的当权者的举措，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据史载，汉初文帝改刑罚的原因，是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发了汉初刑罚的改革。

　　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以仁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法制的推进显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轻向重变化的原因。从秦汉至隋唐，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一直为由繁杂残酷向简明轻缓。期间有汉文帝废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时法制达到巅峰，其影响直至宋、元、明、清，并及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虽以唐制，其刑罚较前朝又趋残酷、繁杂，并且复活了肉刑，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有增加。从历史上看，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并且至没落，而商品经济逐渐萌芽之时，社会的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更加加强中央集权，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罚更加残酷，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刑罚的重要特点，至明清，发展尤为明显。其特点，就是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诞生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实行“禁海闭关”,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明时增加许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处于古代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复杂时期，更加以空前的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统治。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对思想异端严厉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国古代社会先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贯的愚民政策的体现。

　　明清时期重刑观点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之中。而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势必威胁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必然钳制广大人民的思想和舆论，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兴起。

　　四、刑罚的变化与发展同特定的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相连。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发展不尽相同，所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罚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体现。从夏商以来历代统治者在运用刑罚统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用刑经验，至西周时，形成“刑罚世轻世重”的理论。《尚书·吕刑》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种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刑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理论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

　　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天下大乱，当时刚刚兴起的地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重典重刑，用刑严酷。唐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实力明显增强，所以，这一时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国，用中典”的策略，体现到刑罚上，变化为宽严适中，简约易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中夺取天下，都认为身处乱世，强调治乱世用重典。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重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然而，严刑酷法带来的不是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什么治国良方，残酷的镇压反而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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