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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

  文字狱的危害:一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二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唐朝为什么没有文字狱

  本文所要说的文字狱,是指没有像明清那样因诗文导致抄家、杀头,甚至诛灭九族之类惨不忍睹的事件发生,而并不是说唐朝就没有因文字而遭贬谪的事情。因为自古以来文责自负,平常间因文字引起误会、责罚也是难免的事情,更何况家天下的时候。正如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所说的“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那样。

  粗略读过唐诗,虽然仍有不少因诗文遭贬谪,罢官、降级的事件发生,但是却没有明清时动辄就是抄家、杀头、剖棺剉尸的血腥场面。你说奇怪不奇怪?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在此以后诗歌便走入了没落,明清更是如此,所以唐诗也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地。不少专家把这种情况归结为盛唐现象,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自汉以后,中华大地分裂割据,几百年来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虽然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战火四起,军阀混战,生活艰难。但同时也反映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相对要弱,这客观上有利于思想的萌芽与自由传播。其二李唐王朝的政权主体——陇西贵族地处汉民族的边远地带,受自汉武帝确立的儒家正统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影响要小得多。思想的相对自由,从而造就了一个盛唐的开放胸襟与气度,八方来朝,祆教、景教、摩尼教相继传入,各种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娱活动盛行就是一个明证;三是李唐王朝对诗歌的推崇与重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提升了人们对诗歌的喜爱和对诗人的尊崇。

  但最重要的还是开放开明的胸襟与胆识,或者说唐时还没有形成后来一直现在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等三纲五常。甚至可以说唐人的容忍度是大一统政权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用《红楼梦》中焦大骂贾、荣二府中的纨绔子弟的话来说,那就是“扒灰的扒灰,烧火的烧火”。唐高宗李治纳父亲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武媚娘,进而立为皇后;唐玄宗李隆基迎娶自己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两个老夫少妻爱得死去活来,惊天动地,演绎了一出人间浪漫的爱情悲喜剧,“从此君王不早朝”,大权旁落,险些让山河变色;还有武则天皇帝时最为宠信的“二张”,就与其女太平公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张昌宗,原本是太平公主的情人,天平公主先是对其武则天夸赞张昌宗年近弱冠,玉貌雪肤,眉目如画,身体是通体雪艳,瘦不露骨,丰不垂腴。接着悄悄描述床笫之间的旖旎风光:那味道就像南海的鲜荔枝,入口光嫩异常,婉转如人意,使人神飞魄荡。说得武则天心花怒放,于是纳“面如莲花”的张昌宗为男侍。继而引荐其兄张柬之……

  没有明清时是才有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诗为心声,于是就有了令后世感叹不已的唐诗。整个唐朝我们也经常看到某某因什么诗歌文章罢官贬职,但却没有听说过哪位由此而抄家杀头、剖棺剉尸。读这些朗朗上口的唐诗,我们仿佛回到了盛唐,感受到了盛唐气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此傲才视物似乎只有唐朝才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杜甫《兵车行》)诗圣杜甫“三吏三别”声声泪字字血力透纸背的诗句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白乐天开宗明义就直呼其名,更是世间少有。也许有人会说,那说的都是汉皇之事。但仔细琢磨,借汉说唐,指桑骂槐同样让我们替古人担忧,如此大胆不借后果即使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

  如果说这些还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不过瘾曲笔的话,那么“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杜甫《忆昔二首·其一》、“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杜甫《丽人行》)、“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峨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其二》)这可说的是当朝,而且直呼其名。虽然大多说的是后宫佳丽,但那可是至高无上皇帝最宠信的人啊!谁敢冒这么大的胆子,居然说皇帝最宠幸人的不是?可是我们并没有听说诗圣杜甫等人后来怎么样了?

  还有“……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卖炭翁》)、“……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白居易《红线毯》)这同样说的万乘之君皇帝的人啊!再看看以后,还会有这么大胆的诗,而且还没有出现由此性命难保的诗人?可是流传下来的文史典籍至今我们还是没有听说恶毒攻击×××或者给××××××抹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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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时的文字狱北宋御史台院内,柏树苍苍,常有乌鸦在此栖居。一代文豪苏东坡被囚此地103天,几乎陷于被砍头之绝境。著名的“乌台诗案”就发生于此。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因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43岁的苏轼由徐州贬调湖州。临行,作《湖州谢上表》,在略叙自己为官毫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是例行公事之为,新党人士却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讽刺他们,反被他们偷梁换柱,以小人陷害他人之一贯技俩,借此加罪于苏轼。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更从他的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说这是在讥讽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臣属;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民间买卖私盐”之新规。

  时任副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新党藉此指控苏轼“大逆不道”,非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在狱中的日子可谓凄惨至极,惶惶不可终日。审讯者常常通宵达旦对其辱骂、恫吓,从其泛泛的诗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认愚弄朝廷、毁谤国事。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不得不作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

  一件小事的发生曾使狱中的苏轼大受惊吓。湖州被捕时,苏轼曾与儿子密约,送饭时只送蔬菜和肉,非有坏消息不能送鱼。因儿子苏迈离京去别处筹钱,把送饭之事暂交与朋友,匆忙中却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的约定。巧的是这位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惶惶不安中在《狱中寄子由》里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等诗句;又给弟弟苏辙写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的诀别诗。狱吏照例按规定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神宗读到这两首诗,深受感触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特别是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亦不计前嫌,上书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 (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其实神宗内心里也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只是想杀杀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武装部副部长之职)。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中国这位光照千古,集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得以保全了性命。

  苏轼出狱当天,便有些得意忘形,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属下,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得以任宫廷弄臣和伶人,享尽荣华富贵。如此之说,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苏轼又要犯“对帝王大不敬”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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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用文字狱打击政治异议派的开端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李定等人曲解了苏轼以前写的诗词,并对苏轼严刑拷打,“诟辱通宵不忍闻”。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团练副使。

  由于王安石的求情,苏轼虽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查看更多

  导读:文字狱历代都有,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查看更多

  导读:历来文人的命运多厄,大抵因为文人喜欢文墨,依仗一枝秃笔,常拿将起来,写写划划,论古非今,发胸中之臆,好像不涂抹几句就要憋死似的。但皇帝老儿却不管你那个,那个段子呛了他的肺管子,怕是要人头落地了,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了。当权者从来就不在乎手下少了一个或几个文人,他在乎的是孤家的脸面和家天下是不是受到危害,尽管某些“危害”是莫须有的。以文字狱为例,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始,文字狱火势渐猛,至康熙雍正乾隆朝已呈燎原之势。

  明朝的文字狱多在洪武年间,窃以为,洪武年间出现的文字狱实在是没有什么奥妙可言,皆源于朱元璋的变态心理。朱元璋贫雇农出身,早年放过牛,干过偷鸡摸鸭的勾当,后做过和尚,所以发迹做皇帝以后,极其忌讳“光”、“贼”、“盗”等字眼,生怕哪个文人揭他老底,或者讽刺埋汰他。其实,若是会来事儿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偏偏有溜虚不要命之人,马屁没拍正当,却被朱皇帝一蹶子踢掉了脑袋。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用《贺冬节表》来讨好朱皇帝,映入老朱眼帘的“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怎看怎是“垂子孙而做贼”,这还了得,于是便杀无赦。杭州教授徐一夔的牛皮吹得也蛮响亮:“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差一点没把老朱气晕:“光”乃光头也,“生”者“僧”也,“则”字音近“贼”也,拍马大王徐教授遂被斩。

  前不久,读过海外学者陈学霖考证朱元璋文字狱是谣传一文,但我还是其有。朱皇帝历来疑心忒重,仅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三万余人,人杀得多了,也就习惯于杀杀砍砍了。后来自学成才的朱皇帝有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站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与黄巢诗一脉相承(也涉嫌抄袭呀),一副刽子手嘴脸。

  相比之下,满清的文字狱却搞得惨烈,可以说,康乾盛世百余年就是文字狱的百余年,因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迭出不绝,更多的文字狱在处罚上采取凌迟、株连、灭族等残忍手段。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因为书中提到了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作者戴名世就被康熙看作是反清扶明而以大逆不道处事死,此案牵连三百余人。雍正年间,文字狱在数量上了一个层次,相继发生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吕留良、屈大均等一系列文字狱案,如吕留良案,因为吕在“华夷”之辩上捅到了雍正的痛处,当时吕已作古,心狠手辣的雍正却不饶他,于是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满门抄斩。到了乾隆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开杀戒,据说搞出文字狱案120余起,胡中藻写“一把心肠论浊清”死,在我大清之前加“浊”字,你死定了;乔廷英写“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死,“日月”为“明”,难道你想做明朝臣子?灭族; 卓长龄著《忆鸣诗集》死,“忆鸣”乃“忆明”,满门抄斩。

  朱元璋搞文字狱,为的是“遮丑”,有清一代,因为当权者担心汉人灭清复明、王朝不稳,而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大开株连灭门之杀戒,将文字狱推到极致。在康雍乾朝,文人如履薄冰,命岌岌可危,却始终没有躲过杀戮,另一方面,文字狱暴露了满清当权者的野蛮和蒙昧、残忍和嗜杀,有清一代,汉文化被推入深渊。从文化的进程看,清王朝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试想,一个培养奴性的王朝绝不会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的。

  公元1722年,六十九岁的康熙彻底放下了他砍砍杀杀的屠刀,但他的子孙却把屠刀磨得更快。有人以康熙的阴魂《向天再借五百年》,如果让康熙再统治五百年,如今,我等仍在这屠夫的治下,或者,我等已经不在了,因为我等逃不出他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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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

  国民党中将沈醉曾在上海华东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曾间接参与暗杀史量才血案。后又曾多次向直接主持暗杀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他曾披露过史量才被暗杀的详细经过。

  史量才于1934年10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不久,史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于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因不但警察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这样一来便是自找麻烦,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53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II月14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72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是10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72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到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以灭口。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史咏赓父子便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又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走。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迫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却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同时,特务们又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5000元的奖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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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狱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不管作者是啥意思,只要你写的文字里面被人百转千回地分析出什么反对朝廷反对皇帝的话,你就完蛋了。更关键的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么一批人,专门分析别人的作文,然后找出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句子举报给官府,有报酬的叫五毛,没报酬的,叫自干五。

  一说到文字狱,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想到唐国强。在我的印象中,他扮演过一个著名皇帝雍正,这是个文字狱的行家,事实上,文字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年间,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我们的老熟人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司马迁作为一个割了鸡鸡的人为什么有外孙呢,因为他是生了孩子才被割鸡鸡的)。

  杨恽的行事作风很有他外公的风格,虽然他外公就是因为乱说话替李陵辩护才被割掉了鸡鸡,但是杨恽根本就不收敛。杨恽曾经位列九卿之一,但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拿汉宣帝开玩笑,被告发了之后被贬为庶人。成为庶人的杨恽还不老实,跟朋友写的时候继续讥讽汉宣帝,说他不会治理国家,终于把汉宣帝惹毛了——腰斩。因此,杨恽就成为历史记载的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

  此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都特别厉害,最狠的是以下几个:蒙古人在的时候,不让怀念大宋;大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不让说和尚、贼、秃子等相关的词;清朝比较恐怖,凡是怀念大明的、讥讽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皇帝和朝廷不敬的,统统治罪(一般都是杀全家);还有一个我忘记了的朝代,其文字狱的惨烈程度超过历史上所有文字狱的总和(我又忘记了哪个朝代了,真是对不起我的教授)。

 

  既然我们知道玩儿文字狱哪家强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历史上(我说的是历史上,不包含我忘记了的这个朝代)最大牌的文字狱受害者是谁呢?答案是苏东坡

  众所周知,宋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开放和昌明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对武将和文人都比较宽容,为什么这个朝代还会有文字狱呢?因为苏东坡生活的年代发生了一件大事儿——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朝廷很多人反对,反对派的总头目是砸缸的司马光,苏东坡算是其中的一个二级头目。从变法开始之后,苏东坡就一直唧唧歪歪地唱反调,换到40年前的通俗讲法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但是苏东坡是文豪啊,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天不写东西就浑身不舒服,所以他发的牢骚都在自己的诗文里面。

  他的胆儿很肥,第一个牢骚是发给皇帝的。公元1079年,他调动了工作,按照惯例要给皇帝写调动前的工作总结和调动后的工作计划。一般来说,这些形式化的东西皇帝都不怎么仔细看,主要是看你的态度是不是正确。所以写完了总结和计划之后,他又加了一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意思就是说,皇上你知道我傻不拉几的,跟这些变法之后新提拔的官员不合群。

  这里面对新法的不满之情已经显露无疑了。但是皇上没看见!没看见就没看见吧,按照又一个惯例,新任官员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是要在朝廷内部发行的,让大家都来看看。这时候,支持变法的监察御史里行(这个字念形,里行是监察御史里面地位比较低下的职务)何大正就看出其中的牢骚来了。于是给宋神宗报告。宋神宗说:“这点东西也不够治罪啊!“

  何大正明白皇帝的意思了,于是发动同行们拼命找苏东坡以往的牢骚证据。找啊找,找了四个月(没办法,这家伙写的东西太多了),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终于在一本新出的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苏东坡字子瞻)里面翻到了几首读上去像要谋反的诗,赶紧抄录下来,加上自己的分析注解提交给了皇帝,史称《乌台诗案》。

  《山村五绝》里面有一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讽刺皇帝按照青苗法给农民发补贴;另一句“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戏子由(他弟弟苏辙字子由)》里面有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皇帝的吏治;《八月十五日看潮》里面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皇帝的水利措施。

  当然,四个月的辛苦不是白干的,苏东坡的其他作品里面也发现了类似的句子。比如《咏桧树》里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摆明了不相信真龙天子宋神宗,要到九泉去找蜇龙。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舒亶的眼光还是很毒,这句话成为了激怒宋神宗的最后一根稻草。

  找完这些句子,舒亶给苏东坡的定性是“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无复人臣之节”。这样一来,苏东坡的罪行就显露无疑了。

  但是还不够!一大帮子拥护新法的人站出来,开始深入揭发苏东坡的罪行,一共列举了四项罪行,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这反贼从小就不学无术沽名钓誉、运气好混进了公务员队伍就想着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不成就诋毁同僚、不听皇帝的话辜负了皇帝的教诲。”最后的结论是——皇上你把这家伙杀了吧!值得一提的是,揭发苏东坡的人里面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写出了《梦溪笔谈》的沈括。

  这么多证据(不管是不是确凿,反正就是证据嘛)在手,这么多人喊杀,宋神宗当时真的动了杀苏东坡的念头。但是现在摆在宋神宗面前有一个巨大的阻碍:宋太祖赵匡胤建国的时候定了一个规矩,不能杀大臣,除非他谋反或者叛逆。显然,苏东坡只是发牢骚,还够不上这两项罪名。想来想去,宋神宗最后把苏东坡弄到御史台狠狠收拾了一番(挨打挨骂是少不了的),然后贬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

  其他几个受牵连的人的下场也很惨,但是都保住命了:驸马王诜因给苏轼提供调查情报,替他保存罪证(也就是诗文)削除一切官爵;王巩发配西北;苏辙调到江西高安任筠州酒监(相当于酒水专卖局局长)。

  这一场轰动大宋的文字狱,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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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思想家龚自珍,曾用《咏史》中的两句诗,感叹清朝知识分子普遍缺钙,“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意思是说,知识分子聚会中突然离开,是因为害怕文字狱,他们写作只为糊口,不问世事,谨言慎行,自甘堕落,活得没骨气。

  历来文人因言获罪并不少见,清朝尤为惨烈,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康乾盛世,却大兴文字狱,由上而下,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围剿,祖孙三代可能没想到的是,残酷的文字狱背后,竟然催生出一支专事诬告陷害的水军,士绅的不幸,竟成为某些人的敛财手段。

  清朝记录在案的文字狱有194起,乾隆常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在他治下,竟有130多起文字狱,名副其实的打脸皇帝。在这194起文字狱中,有25起为诬陷案,约占总数的12.9%,发起者为市井小民的,共17起,占总数的68%,他们诬告的对象是士绅阶层,目的主要是敲诈钱财。

  中国百姓向来惧怕权贵,民告官,借个胆子都未必敢提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热衷跟士绅阶层打官司?这跟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清朝文字狱一旦罪名落实,大多以谋反大逆罪论处,凌迟、连坐且不可恩赦,可见处罚之重。为了发动群众进行举报,清廷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因举报抓到罪犯的,平民授以官职,军人授以军职,罪犯的全部财产作为奖赏,送给举报者。即使告发之后没抓到罪犯,政府也会把罪犯的家产作为奖励。

  这些奖励政策,让老百姓产生误读,只要举报且抓获犯文字禁忌的士绅,就可以升官发财,这对很多人来说,很有诱惑力,虽然清廷对于诬告陷害有很多处罚,但是汉字博大精深,往往一字多音、多义,比拟、借喻很多,行文者无反逆之心,但架不住好事之人往坏里解释,一旦哪个解释触动了官府的神经,一般就能举报成功。所以对举报者来说,文字诬陷基本是无本买卖,而且来钱快,这导致诬告之风盛行。

  诬陷者还有一个万全之策,他们找到文字破绽后,一般先不报官,而是直接找到本人,以报案为名恐吓,视其经济情况进行敲诈勒索,甚至有人编造悖逆文集,把想要敲诈的人名加进去,以告官相威胁,进行钱财勒索。这样做不用承担诉讼风险,就能得到钱财,一举两得。

  诬告之风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过。

  其实早在清朝,中国就遭遇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据统计,顺治12年人口为1400多万,人均田地27.63亩,乾隆18年有1亿左右人口,人均田地减为6.89亩,乾隆31年,人口达到2亿多,人均田地仅为3.56亩,到嘉庆17年,人口接近4亿,人均田地数降为2.19亩。

  人多地少不够吃,老百姓就把钱财看得极重,于是就出现很多小偷小摸被当场打死的惨案,比如乾隆57年,江西一个叫温水子的人,因为摘了邓玉书梨园的三个梨,被当场打死,陕西省刘仰儿,因为摘了武小孟地里的豆角,同样被殴打致死,仨瓜俩枣,就可以以命相拼,可见当时百姓有多穷。

  土中刨食无以果腹,必然导致一些胆大的刁民通过其他手段敛财活命,在政府大兴文字狱之际,他们看到了生财的新门路,就是告发士绅,从中牟利,于是在清朝,就有了以文字狱为政策背书的另类打土豪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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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帝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康乾盛世”。

  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文字狱,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爱新觉罗?弘历。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六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康熙的欢心。康熙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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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凡遇盛世,大都夹带着文人血泪辛酸。纵观中国历史,蒙受战乱之时便是思想鸣放之时,一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禁锢思想一事也非中国独有,西人不也有哥白尼伽利略之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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