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家族从显赫到灭族全过程:诸葛亮被灭族原因

2014-10-24 09:53:09 首页

  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葛氏江东一系遭致覆灭性打击。

  ------作者:王永平,原题:《论诸葛恪》

  在孙吴中后期的军政舞台上,诸葛恪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荣辱成败不仅关系其个人或家族之兴亡,而且影响着孙吴政权的盛衰。不过,对诸葛恪历来评价分歧颇大,誉之者将他与乃叔诸葛亮相提并论,抑之者则贬斥为乱臣贼子。但无论誉之、毁之,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的北伐活动上,而对其一生军政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他方面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对他的相关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有鉴于此,本文对诸葛恪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论述孙吴中后期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诸葛恪辩论戏弄之事及其所显现的门风问题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之兄。瑾长期充任孙权的长史等军政参谋职务,为人谨慎,从政稳健,深得孙权敬重,是孙吴侨寓之士的杰出代表。《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瑾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邪?’”又称“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陈寿在《三国志》卷五二传末“评曰”中也称赞“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说明瑾是以德望见重于世的人物。正是由于诸葛瑾的努力,确立和巩固了诸葛氏在江东的地位。从当时情况看,在孙吴侨寓家族中,琅邪诸葛氏之门望仅次于彭城张昭家族。

  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但瑾对他极不放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诸葛瑾如此担忧家族的命运,在于诸葛恪的才学、作风与之大异其趣。《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可见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之所以“见而奇之”,“深器异之”,正在于此。孙权出自寒门,在文化上受儒家礼法的约束较小,表现出轻脱佚荡的特征,造成了当时盛行的嘲弄戏笑的风尚。在这方面,诸葛恪是孙吴朝臣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很得孙权赏识。关于孙权、诸葛恪之间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个方面,请略述之如下。

  其一,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三国志·诸葛恪传》:

  恪父瑾面长私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

  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诸葛亮)?”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孙权以诸葛瑾、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为谈笑话题,而恪非但不生气,反而别为之解,目的是让孙权“大噱”、“举座欢笑”。诸葛恪本人也常以别人父讳开玩笑。《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诸葛恪别传》:“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语如此。儒家礼法对父祖家讳等有严格规定,诸葛恪在这方面与孙权唱和,可见他们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

  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礼法之士,他常对孙权的轻脱之举如酗酒、射猎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孙权、诸葛恪一再设计嘲弄他。《三国志·诸葛恪传》载:“(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注引《江表传》又载:“尝有白头鸟集于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诸葛恪之所以一再戏弄张昭,主要目的是为了冲击礼法,嘲弄神圣。

  其三,在外交活动中与蜀国使节以言辞相竞。吴、蜀联盟,不断有使节往来。在接待蜀使过程中,诸葛恪常受命嘲难对方。《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

  其四,插浑打科、恶作剧式的戏笑。《三国志》恪本传注引《恪别传》载:“恪尝献权马,先媰其耳。范慎时在座,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仅诸葛恪如此,其弟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三国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载融袭瑾之爵位,并领兵驻公安,他与将士十分融洽:“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由此可见融之日常生活相当自由、少节制。关于融之文化倾向,本传注引《吴书》又载:“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融之轻脱与其兄不同,他虽不长于口辩才捷,但他表现在“多技艺”(各种游戏)和“骄乐”、“奢绮”上。

  正史和小说等材料对诸葛恪、诸葛融兄弟的这方面记载如此集中,说明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这方面的表现。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些材料并未引起重视,即便说起,也仅以趣闻轶事视之,少有人予以学术上的关注和剖析。特别在偏狭的礼法之士看来,他们更以不经之论加以鄙视、斥责。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四《诸葛恪传》引“或曰”论此云:“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辱大臣,或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史家无识可笑。”这代表了绝多数正统儒士的看法。卢弼于此下案云:“史家美恶兼书,以昭劝惩,‘或说’失之。”卢弼虽以为史家可以记载这类事情,但对事情本身也并不赞赏,目的在于“劝惩”。这都是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说话的。

  其实,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分析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阶级出身及其门第。关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门第,人们一般多以高门世族视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太平御览》卷四七○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这是魏晋以降的看法。琅邪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诸葛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为贡禹所荐,任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史无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终因此导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为庶人。汉代政治文化是“王霸杂用”,儒学之士也重视吏能,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说明他具有儒学修养,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则表现出重法术的特征。因此,陈寅恪先生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传统归之法家:“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而非儒学世家。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诸葛亮家世”条指出,根据琅邪诸葛氏的谱系,自西汉诸葛丰之后,直到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其间已经过两百余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极为疏远,而且是否可也正是一个疑问。至于其父诸葛珪所任不过是太山郡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从父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更是在战乱年代为袁术或刘表这类割据者所任命,他们都不是当时的显赫人物。”因此,他以为琅邪诸葛氏并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类,而应该属于“单家”,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并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才能,并正逢汉末三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机缘。根据陈、方二先生所论,琅邪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门,从而纠正了《晋中兴书》所谓诸葛丰“子孙代居二千石”的记载,是很有见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这在理论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表现出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气质,但从瑾弟亮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倾向看,则偏重于法术,显得“驳杂”不纯。又,诸葛瑾虽习儒,但他并非经师,且其诸子皆不专儒,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确实没有实现“儒家化”,故恪、融皆放达不羈,显得轻脱,不守礼法,颇多寒门的特征,与儒家礼法世家明显不同。至于诸葛氏仕宦地位,诸葛丰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载入史册的高级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没有实现“中央化”,当属于有一定势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况下,在汉代正常的社会标准下,像诸葛氏这样的家族要出现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门第,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对诸葛恪通脱简易之事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诸葛氏家族的门风具有世家和寒门阶层的双重特征,这与其家族正处于由单家向世族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二、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

  由上所述,诸葛恪是一个才艺之士,论说辩难,“口给御人”,这与乃父诸葛瑾“笃慎”、“恭敬”的作风大相径庭,颇似汉代宫廷中的“俳优倡技”之属。不过,孙权轻视礼法,对恪之言行大加赞赏,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携,将他作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点培养,从而使他在黄武以后逐步成为孙吴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并亲历了一些重大的军政事件。概而言之,孙权对恪之培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诸葛恪培养成太子孙登东宫辅政集团后进之士的领袖人物。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称吴王,以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又以登为皇太子。孙权对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精心挑选太师、太傅外,重点是选择东宫属吏。《三国志》恪本传载其“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同书卷五九《孙登传》记载更详:“(孙权)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登待接僚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寤。……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一般地说,东宫僚属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太子执政的主要辅助班底。由于孙权的安排,诸葛恪不仅成为太子核心的宾客,即所谓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视为其中的领袖。孙登曾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评恪“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后登病重,死前力荐东宫人士,以为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尽管后来孙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诸宾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见孙权父子对诸葛恪的重视。这对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

  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羈也。”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成为孙吴主持长江上流军政的主要方面。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自黄武初以来,诸葛恪进入太子东宫宾友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至赤乌间位列大将军,其地位上升之快、权位之重,一帆风顺,令人侧目。何以如此呢?这显然与孙权的精心设计和具体安排是分不开的,而孙权对诸葛恪的奖掖、提携则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孙吴自立国以来,其统治集团主要由三种势力构成:一是孙氏宗族势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东本土大族。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一开始江东地方大族是抵制孙氏武装势力的,孙氏对他们也采取了“诛其英豪”的政策,而对流寓人士则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孙权意欲正式建国号于江东,必须赢得江东地区大族的广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东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吴人治吴”。在这一过程中,陆逊先为上流军事长官,顾雍后为丞相,成为孙吴“江东化”的标志。不过,必须指出,孙权作为一位具有很强的专制欲望的割据君主,他对江东本土大族垄断孙吴军政大局的状况是心存担忧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携、培植侨寓人士的势力,以遏制江东大族势力的膨胀。孙吴地方社会的人才选举与曹魏相似,也受到汉代“乡举里选”传统的影响,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侨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脱离乡里,在选举中自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才较少,随着汉末流迁英俊的逐渐凋零,其力量不断削弱。这样,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背景下,孙吴皇族、皇权与侨寓人士尽管在思想文化观念与利益倾向上也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结成政治同盟,以制约江东地方大族势力。从黄武年间以来,孙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政治斗争,这背后主要是孙权操纵,但都援引、优遇侨寓势力,目的在于打击江东大族,如“暨艳案”、“吕壹事件”、“二宫构争”等,无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学者习惯用南、北人士的冲突、斗争的线索来解释孙吴政治史的发展规律。确实,侨寓人士比江东人物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更强。孙权在立太子后,其东宫宾友中,可考者以北人为主:诸葛恪,琅邪人;张休,彭城人;陈表,庐江人;羊衜、谢景,南阳人;范慎,广陵人;只有顾谭为吴郡人,刁玄为丹杨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继位,其核心辅助集团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进人士为主,而诸葛恪则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为孙权的重点培养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诸葛恪在上升过程中,为贯彻孙权的政治意图,必然要与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发生矛盾冲突。据《三国志·陆逊传》,逊为江东大族首望,他曾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国志》恪本传,赤乌中,恪特与陆逊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彫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这是陆逊让人转信给恪,提醒他有关用人标准等问题,恪回信表示赞同:“恪知逊以此嫌已,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这说明恪的有关政策、言行与陆逊相左,逊特转言批评,恪回信解释以消除矛盾。恪何以与位隆权重的陆逊相抗呢?恐怕主要是执行孙权的意见。

  不过,赤乌年间的“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态度竟与孙权相左,而与陆逊一致,颇令人费解。所谓“二宫构争”,是孙权一手导演的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早逝,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同时扶持四子鲁王霸,形成“二宫构争”的局面,以致“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而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太子和党的领袖是陆逊,其他骨干分子也多为吴地大族子弟,而诸葛恪深知孙权支持鲁王,但仍站在太子一边,如何理解呢?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观念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即太子和妃为恪之外甥女,和之废黜与否,与恪之个人及家族的兴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附和陆逊,支持太子和。不仅如此,恪后来主政,还想恢复废太子和的地位。《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诸葛恪以为孙权最终会听取大多数朝臣的建议,维护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孙和。另外,太子和的母亲王氏为琅邪人,与诸葛氏为乡里,恐怕早有往来。孙吴宫闱制度混乱,影响政治甚大,这点恐也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人物,诸葛恪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斗争中的变数,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将自己的长子绰安排到鲁王霸党之中,《三国志》恪本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恪父子在“二宫构争”中脚踩两只船,最终使其长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诸葛恪对此事的态度,主要出于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虑。

  三、建兴年间诸葛恪北伐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

  经历长时间的“二宫构争”,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废黜太子和,将鲁王霸赐死,以年幼的少子亮为太子,卷入“二宫构争”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无情摧残。太元元年(251),孙权病笃,他开始物色孙亮的辅政人员,诸葛恪等人得选。《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恪本传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由于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在江东儒学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之后,他成为孙吴社会中重要人物,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说明人们对他的推崇,孙权也顺势诏令“有司诸事一统于恪”。

  不过,恪主持军国大事,缺乏名望,当时侍中孙弘便利用孙权之死,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保住权位。这表明恪之辅政地位很不牢固。他当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这体现出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诸葛恪的孤独而忧惧的心态。哪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着力提高恪之声望,“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因而深得士民的拥护,“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恪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则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确实,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难以进行,无奈,遂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建兴元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因山势筑坞,巩固城防,并乘魏军不备,于天寒大雪之机,突袭魏军得胜,魏军死者数万,并缴获大量的器械物资。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过,恪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为说服大臣,恪特著论,以为曹魏权臣当道,政局不稳,“当今伐之,是其厄会”,但众人主张维持现状,“怀偷安之计”;至于众人所谓“百姓尚贫,欲务间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现,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诸葛亮北伐的精神。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在前线,诸将领也不支持战争,围攻新城,数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劳,暑热饮水,疾疫流行,死亡涂地。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军得知恪军营困境,大举进攻,恪兵败退师,“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浔阳屯守,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才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葛氏江东一系遭致覆灭性打击。

  诸葛恪北伐为何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并最终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呢?这其中不仅仅有军事方面的原因,还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万之众,欲一举而得大功,这是很冒险的,将自己的命运与此役捆绑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论宣扬北伐,虽以“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为己任,但大话连篇,实际上,对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并无细致、缜密的考虑,以致围攻新城数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其实,当时曹魏为司马氏所控制,国力甚强,恪欲与之战,就综合国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对手。

  其次,恪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出师之前,文武大臣的进谏之言,无不恳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线,他依然“刚很自用”,如围攻新城的军队“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将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他非但不听,甚至罢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敌,难怪后来临淮臧均上书乞求收葬诸葛恪时说:“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陈寿《三国志》卷六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再次,在诸葛恪北伐过程中反对最激烈的是江东人物,说明恪之军事活动严重危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据《三国志·诸葛恪传》,当恪围新城最困难的时刻,“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同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出自吴“四姓”之一的吴郡朱氏,是江东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对诸葛恪兴师北伐显然是不满的。又,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兄弟不睦,绩遇战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绩随军北伐,而将其上流重任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有利用北伐打击异己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施绩后来参预支持诛杀诸葛恪,并亲自出马抓捕诸葛融。孙峻敢于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为“民之所怨,众之所嫌”,这里的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本土之士民,因为诸葛恪兴兵黩武,必然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孙权始终坚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与此相呼应的。对此,连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载“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进取”,嶷谓诸葛亮子瞻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不为晚,愿深采察。”他们都看出孙权集权苛政弊端丛生,以为诸葛恪只有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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