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也是经济学家:史记中对于商业进行了剖析

2015-02-21 15:19:07 首页

  太史公司马迁(公元前145年-87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边,司马迁花费大量笔墨,记载当时的商业活动、分析各种商业行为,还讲述了许多超级富豪发家的故事。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都是“重农抑商”,所谓的“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当官排第一,农业、农民第二,制造业、工匠排第三,经济活动和商人则排名垫底不受重视,但是司马迁以他超前于那个时代的眼光,专门在史记中开辟一章《货殖列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济学思想。
  什么叫做“货殖”呢?货就是商品,殖指的是增长,也就是说,通过生产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他开篇就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原文:“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的思想境界自然是极高的,但是司马迁紧接着笔锋一转:“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异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司马迁还讲:从《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和夏朝以来的情况看,人们总是要让自己的耳目得到音乐和美色的享受,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仍然是不可能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的。
  可以说,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司马迁的这些观点,表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也反映了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差异所在。

  社会各阶层人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财富,他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各尽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追求财富本来就是人的本性,不存在任何邪恶的地方。儒家一直强调的是“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问题是,君子从来都是少数人,不是君子的占到大多数,道德标准定得过高则无法实行,几千年了,也没见到中国人的整体道德观念有什么提高,所以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司马迁比儒家来得更接地气。

  当社会的经济活动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会出现富豪,司马迁记载了不少秦汉时期顶级富翁的故事:秦朝时候的巴寡妇清,巴是巴郡,现在的重庆,她是一位寡妇,名字叫“清”。做的是丹砂开采和销售生意,丹砂除了能做颜料外,还能提取水银,是当时重要的物资。她是中国历史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企业家,家大业大,光佣人数量就上千之多,书上说她“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在秦始皇的时代,她居然用财富组建了一只私人军队来保护自家产业,这还不算牛的,她甚至为国家修建万里长城提供巨额资助,给秦始皇陵墓建设提供大量水银。秦始皇对她非常尊重,为她修建了一座高台。
  宣曲任氏,这哥们姓任,秦朝灭亡的时候,天下大乱,各地豪杰就跟打了鸡血针一样,争抢金银珠宝,唯独他逆向操作,囤积粮食,到了后来,刘邦项羽大PK,两军相持在荣阳地区,农民没法耕种,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之前豪杰们辛苦抢来的金银珠宝被他统统吃进,发了横财。任家家规森严,尽管富可敌国,却崇尚节俭,严于自律,连皇帝也敬重他。
  无盐氏(这个名字怪怪的),汉景帝的时候,有七个刘姓诸侯国联合叛乱。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汉朝的王侯要出征打仗,没钱咋办?只好向民间资本借钱,当时叫作“子钱家”,干的是放高利贷的活儿。这些人不敢放贷,怕打仗输了钱要不回来。这个时候,无盐氏站出来说我借,借出多少钱?史书上说是“千金”,但是利息是1000%——是的,你没看错,十倍的利息,相比之下,今天这些地下钱庄所谓月息5分6分也好意思叫高利贷么?他判断战争将很快结束,而且七国必败,果然才三个月叛乱就被镇压,一年之中,借出去的钱连番十倍。此人的政治经济学水平极高,战略预判准确,又富有胆略,真是牛人。
  讲完了励志的创业故事,我们回到经济分析上来。司马迁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就是说,随着商品交换的进行,必然导致货币的出现,从时间上看,他认为我们国家早在夏朝以前就出现货币了。在货币与物价之间的关系上,司马迁用十个字精炼地进行总结:“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意思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相反,在货币量既定的前提下,商品的数量下降,物价就会变得很昂贵。当时放高利贷的民间资本很多,市面上放贷的利息是20%,司马迁对这些古代金融从业者评价很高,说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把他们与工商业者并列,并给像无盐氏这样的传奇人物立传,让他们名垂青史。
  《货殖列传》中还提到很多有价值商业思想,一样可以适用于今天的社会。比方说:1)卓氏司马相如的岳父,卓文君的老爹)当年从赵地迁徙到蜀地的时候,因为手里有一大笔的资金,所以能跑到很偏僻的矿山边上居住,从事冶铁行业,最后富甲一方,可见投资实业之前,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本金来动;2)“无息币···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生钱,资金周转越快赚得就越多。
  3)“富者必用奇胜”,想要致富,思路就首先得跟人不一样,市场经济里边“奇”就别人还没发现的需求,先人一步挖掘出需求就是财富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卖出,从市场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波动中牟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我们看今天的股票市场里边是不是这样的?当市场疯狂追高,个股价格贵到极点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一文不值,反过来无人问津的时候,很可能蕴藏着连续涨停板的机遇。古今中外,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几人能做到呢?人性不仅贪婪,而且盲从。以上这些都是太史公总结的商业思想,由于篇幅有限,就不详细展开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原文。
  司马迁通过认真研究,观察到当时的西汉社会,如果以一定数量的本钱,用来投资经营可获得一定的利润,各行业的年均利润率为20%,如果低于20%的利润率,在这个行业里头经营就不算理想。同样以一百万的本钱,投入到畜牧业养殖上边,体现为五十匹马,一百六十七头羊或者二百五十只羊;同等的资金投入到贩卖业上边,体现为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羊或两千只羊。为什么后者的利润高于前者,这是由商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了资金周转的作用,意识到商业中的资金周转快于一般生产行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历史上评论他是“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社会治理的理想,核心是天道自然,社会有它自然演进的规律,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关键是人民的足欲。人们在本性的驱动下,“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社会需要这些行业的协调分工,经济才能发展,而这个过程,是自然形成的。他写道:(百姓勤勉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客观规律,自然的验证吗?我们知道,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形象地把市场的力量比喻为“看不见的手”,其实这样的观点在东方早已经出现了。
  汉武帝时期,由于抗击匈奴跟兴建大量国内工程,把文景之治留下的雄厚老底逐渐掏光,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开始干预经济,把盐业和冶铁业收归国有,面对这些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观点:“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成白话:(执政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不加干涉,次一等的办法是带领百姓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再次一等是教育他们,灌输观念,但这已经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就是用统制计划的手段来管制人民,而最下等、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居然有这般高明的经济理论,足以证明太史公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汉朝要是开通网络跟微博的话,我一定会在司马迁的微博上给他老人家留言:太史公,您真给力,给您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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