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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的治世。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文景二帝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帝国时代君主集权社会的第一个盛世,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帝国建立之初,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为与民休养生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这 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汉朝开国之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资治通鉴》描述当时的状况,甚至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刘邦出身平民阶层,深知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深感夺取天下的不易与百姓生活的艰难,所以格外注意用温和的方式统治国家。儒生陆贾建议他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刘邦认为很好,并付诸实践。在秦赋税制度基础上,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将税率定为十五分之一。与之前秦王朝的横征暴敛相比,这种措施无疑深得人心,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了保证人民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以屈辱换和平,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以缓解其袭扰,汉、匈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继续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整个社会“衣食滋殖”。

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出现了封建社会第一次“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前196年,刘邦平定陈豨叛乱后,被封为代(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王。前180年闰9月,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因为刘恒仁孝,被拥立为帝,是为文帝。从此,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文景盛世时代。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以“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目的就是鼓励农业发展,减轻人民负担。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如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前167年,又宣布全部免去老百姓的田租,算赋也由过去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也由一年一服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至数十钱。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国有山林川泽,允许人民渔猎采樵,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在全国废除了关卡制度,使商品能够在更大范围物畅其流,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文帝时期的社会财富积蓄很快,户口也增加很快,呈现出家给人足、国家富裕的喜人景象。

对于苛刻的秦律,他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废除连坐法,又将黥、劓、刖等几种酷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代替。秦法规定,只要犯罪,就没有刑期,得终身服劳役。文帝则重新制定了法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轻的甚至可免为庶人。正是文帝政务宽厚,“禁网疏阔”,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400人,人民也都自谨守法,社会秩序相当和谐宽松。

而且,文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以怀柔为主,不轻战衅,以免生灵涂炭。吕后时,南越王赵佗因不满诸吕乱政,一度脱离中央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把赵佗在真定的祖坟修葺一新,对赵氏家族施以厚恩,并派陆贾二度出使南越,晓以利害,最终说服赵佗去帝号,归附了中央。对于北边的匈奴,继续采取和亲定边之策,厚贿匈奴;另一方面,又采取积极防御政策,“募民徙塞下”(晁错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编以什伍,亦农亦兵。开后世屯田之先河。它既起到了巩固国防的目的,也促进了边境的开发。虽然匈奴屡次背约犯边,但文帝基本上以守为主,除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又至上郡杀掠吏民,抢掠牲畜,文帝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派丞相灌婴率8万轻骑逐匈奴于塞外,这是文帝时期唯一的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以汉当时的国力,要和匈奴一战,胜负也未可知,但文帝怕烦扰百姓,只诏令边郡严饬武备而已,他甚至亲自出巡边境军营,检阅军队,却不轻言兴兵。

然而,文帝针对匈奴的战争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文帝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国家也在西北边境设立了36个牧马场,从事牧养的军卒达3万之众,为的就是实现有朝一日不战则已、一战必亡匈奴的宏图大志。这些措施,不但当时对防备匈奴大规模的入侵起到了警示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大规模北击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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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 有了粮食,人才有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人得以生存了,才有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税收。古代中国最大的经济秘密是,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用狗尾巴草填饱肚子 要读懂中国历史,我们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狗尾巴草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其实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不论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属于禾本科,而禾本科植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说句玩笑话,我们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国人驯化狗尾巴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晨喝的香甜的小米粥就是用粟做的。反过来说,狗尾巴草是粟的野生种,也叫莠,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粟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的词典里有“良莠不分”的说法。

  粟、黍和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它们的现代说法分别是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看,这三种作物名称很相近,为什么古人会如此称呼这些农作物,是件有趣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又比较短,非常适合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很原始,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就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

  夏朝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可见这种家养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人口密度很低,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可以获得的食物来源是相当多的。有人统计过取材先秦的诗歌集《诗经》,305篇诗歌中,有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许多动植物都是当时人们的食物。就拿《关雎》一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句子。所谓“温饱思淫欲”,吃不饱肚子,怎么能有力气唱歌弹琴追美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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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一、基本建成封建社会制度。

  秦朝国祚短暂,中华帝国三大特点: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只完成其二。汉承秦制,但又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旧制,建立新制,是文景之治的历史贡献。文景之治前后长达四十年,解除封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处理前代积弊,经过两代皇帝的治理,基本上建成封建社会制度。

  二、道家思想登入殿堂。

  汉朝成立之初,刘邦曾问群臣秦之所以灭之的原因,当时以陆贾代表的黄老新思想家认为秦之于专任刑罚,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为此,陆贾“粗述存之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的无为而治的主张,被认为以《老子》为理论基础产生的黄老新道家,后来被汉初统治者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在文景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继承和发扬。道家思想首次为国家统治者应用,为“休养生息”政策的治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后世各个朝代的重视。

  三、为汉武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景时期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开创了西汉帝国的升平时代,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稳定的向前发展,为汉武大帝刘彻将西汉推向极盛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后世尊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第一个治世,为汉武帝北伐匈奴奠定了基础,同时进一步确立了以汉族为主干的统治基础。

  四、废除肉刑,推进中国法制、世界法制进步。

  中国在全世界率先进入文明、人道的刑罚制度,从世界法制史来讲,废除残害刑、肉刑,是从中国开始,在世界其他国家废除肉刑两千多年前即采取了这种改革。汉文帝时期发生的缇萦救父事件引发了中国历史的刑罚革命,中国第一次、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废除肉刑,不仅改变了中国法制的进程,而且扭转了世界法制的方向,是法制史的里程碑。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载: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有人控告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朝廷根据刑律、罪状,判定淳于意处肉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淳于缇萦一路跟随押解父亲到京师受刑的囚车,抵达长安后上书汉文帝申诉冤情,文帝看到淳于缇萦的诉状,悲悯她的心意,于是赦免淳于意,并在当年废除肉刑。这就是历史典故缇萦救父的来历,二十四孝之上书救父。文景时期,连坐、肉刑基本废除,景帝时将肉刑改为笞刑,并不断减少次数,提倡治罪严格依法办事,犯罪人不服,要允许申诉,重新评议,保证了法律的公正性,是世界法律史的一大进步。

  五、民主政治的初探。

  恭谨从俭是汉文帝刘恒开明政治思想的闪现,中国古代就有“进善旌”、“诽谤木”的说法,就是把不同意见写在旗上或木头上,反映古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愿望。秦国制定了“诽谤妖言”罪,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只能遵守不能议论,议论就是犯罪,轻则发配,重则砍头。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汉文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历史的教训,汉文帝认为要寻求治国的好办法,必须大胆使用进谏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使君主不断改变自己的过失,少犯错误,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治国的新方法。汉文帝要求各级官员直言纳谏:“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汉文帝认为,一个皇帝的德行十分重要,自己的德行好坏,直接影响百官,百官的德行好坏直接影响民众。百官出现了错误,皇帝脱不了干系。文帝这种宽大的胸怀,开明的政治思想给汉王朝带来新鲜空气,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初探。

  不足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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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前202)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晁错在其《重农贵粟疏》中曾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是一般农家的状况,百亩产量为100石,文帝时一石粮价为500钱,100石总收入为50000钱。按照十五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3.86%。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君主专制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西汉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得到减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的“文景之治”。史称:惠帝吕后之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户口浸息,刑罚用稀;文景之世,国家元气恢复,社会安定,府库充实,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至汉武帝时期,因“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富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由于文景两帝的政策,适当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的君主专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在某种程度上按着合乎君主专制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一些。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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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君主专制社会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萧何是汉初政治体系策划者,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萧何之后,曹参接着作丞相,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历史上称作“萧规曹随”。曹参认为,确定“清静”作为行政的原则,那么民众自会安定。他选择身边作为助手的主要干部,专门任用不善于言谈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司马迁曾经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得到天下民众的普遍赞美。文景二帝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的基础上,将“无为”的思想的神奇力量应用到君主专制统治,创下了盛世之景。

  汉高祖死后,汉朝又经过了一系列动荡,爆发了诸吕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朝政逐步稳定下来。其后汉景帝即位,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一意与民休息,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个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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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景之治上承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下启汉武盛世,被后世各个朝代推为封建帝制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既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也出现过不可忽视的历史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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