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相裴耀卿供职宣州期间，做了哪些大的贡献呢

　　裴耀卿是唐代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名臣。大约开元十三——十九年间(725-731)，担任宣州刺史。 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期间，亲民爱民，兴办教育、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促进宣州社会发展，经济实力迅速上升。

　　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带来了宣州区域社会经济转折性的变化，他立足于宣州区域的视角，调查研究了江南漕运问题，提出了全国性漕运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方案，撬动国家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为宣州区域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裴耀卿也由于宣州刺史的经历，获得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深刻认识，找到了撬动宣州乃至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命门，他所提出的漕运制度改革，有利于激活南北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一、裴耀卿供职宣州刺史

　　裴耀卿，字焕之，父亲裴守真，官至宁州刺史。裴耀卿年少聪慧，参加国家“童子举”考试及第，年稍长，授“秘书省正字”，继而入相王府任“典签”，负责王府“宣传导引”、“备顾问”，即帮助相王李旦接待宾客，送往迎来，被视为王府“学直”，即值班、主持王府内务，很得相王器重。

　　相王李旦继位，是为睿宗，授裴耀卿国子监主簿，迁“长安令”。

　　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裴耀卿任济州刺史。济州治所巨野(今山东菏泽)。裴耀卿每一官任，都很有政绩。济州刺史任上，视察境内黄河大堤多处毁坏，不坚固，不堪洪水。沿河州县因为没有接到朝廷修堤的任务和命令，不敢擅自动工兴修。裴耀卿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够等待，立即组织修堤，亲自上堤督护。工程未完，朝廷任命裴耀卿为宣州刺史。裴耀卿忧虑河堤工程没有竣工，将《诏》书压下，“弗即宣”，直到河堤竣工，才“发诏”，转徙宣州刺史。济州父老十分感激，裴耀卿离别之日，“甚思之”。

　　1、首务教化，改善民风

　　裴耀卿赴任宣州刺史，“首务教化”。这包含两层意义，从赴任之日，即抓教化;自始至终“教化”放在首位。

　　史载，裴耀卿在宣州“首务敎化，率父老行礼、奏乐，歌《白华》、《由庚》等篇，明孝子养亲之义。” 唐代以前，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大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代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崛起，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宣州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趋势而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文化教育。裴耀卿首务“教化”，抓到了宣州区域的实际问题。

　　裴耀卿在宣州“教化”的抓手，是恢复《乡饮酒礼》，提升本土文化素质，思想教育寓于其中。何谓《乡饮酒礼》?

　　《礼记•射义》释曰，“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是易于实施并且为普通民众接受的礼仪形式。史载，“乡饮酒之礼，六十(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礼器)，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乡饮酒礼的意义在于序长幼，别贵贱，采用普及性的道德实践教育，蔚然孝弟、尊贤、敬长、养老之风尚，日臻完善德治教化。

　　隋唐时期，科举渐兴，《乡饮酒礼》一般用于基层举士时隆重举行。由于贡举三年一次，间隔时间过长，裴耀卿进行改革，恢复古代每月一次。不难看出，裴耀卿急切援引礼义教育，旨在改善风尚，促进和谐、稳定社会。《白华》、《由庚》是《诗经》名篇。《白华》宣传父慈子孝、夫妇忠贞，共同劳动，“浸彼稻田”，创造美好生活;《由庚》宣传“万物得由其道”，遵循自然，各得其宜。裴耀卿针对宣州区域，选择这两首名篇，恰到好处。宋代宰相田锡十分称赞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复兴《乡饮酒礼》，“恭勤而行礼，月而习之，岁而行之，于是宣州耆老，宣庭寮吏，每闻歌”，皆激动，受到深刻教育，吏民风化大大改进。田锡高度评价说：“唐之世祚垂三百载，唐之牧守凡几千人，惟耀卿能于一郡之间，独奉先王之礼，犹化其俗尚移其风。” 《白华》、《由庚》的诗颂之声，飘荡在古老的宣州“一郡”及其下辖“八县”大地。

　　唐代取士，进士科比较难，每年三、四十人。各州进士及第者，凤毛麟角。有人统计，唐代科举取士，宣州有9名进士。 这是唐代宣州文化教育逐步兴盛、提高的结晶。

　　2、发展生产，人口繁衍

　　兴修水利，扩大开垦，劝民耕种，发展生产，这是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的突出政绩，史称有“善政”。短短几年，宣州人口增长。在农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即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开元十八年(729)，裴耀卿向朝廷述职报告，说道“江南戸口稍广”，主要就是指宣州户口繁衍增加。

　　太宗、玄宗时期，在全国先后两次进行州县改置，除了调整行政区划，州县级别也有所调整。当时的级别大致有4种划分，依据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赋税数额多少划分上中下三等。特殊区域，例如战事频仍、灾害频繁、军事险要之区域，设置另外几种标识，称之为“赤、畿、望、紧等县”，不计户口，视为“上县”。

　　太宗时期，宣州境内，下辖四县，其宣城郡为“望”;当涂、泾、广德三县“紧”;南陵县“望”。宁国“紧”，后省(即废除)。

　　裴耀卿任刺史5年间，宣州地区生产发展，人口繁衍。开元年间，国家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按照户数和人口数，参考所在区域的位置，制定了全国州县级别的统一标准：“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又规定“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 按照这个条例，宣州被划为“望”，即“上”州。其下辖8县有2“望”4“紧”2“上”，全部属于“上县”。 宣州境内行政区划不断调整、析分，反映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宣州出现了发展较快的势头。农田水利广泛兴修，土地开垦和耕种扩大，水稻种植水平有了很大进步，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唐代东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产地。

　　二、宣州视野下的江南漕运改革

　　裴耀卿为政治事，其特点是视野开阔，能够着眼于全国经济形势，寻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点。

　　开元十八年(729)，玄宗召集各地地方官，“朝集”京城述职，玄宗在朝集大会上，向大家谘询经济方略。主要是访问粮食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由于京城机构日益庞大，驻军增多，人口膨胀较快。仅仅依靠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供需矛盾存在缺口。每年从各地漕运大批粮食，仍然不能满足京城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加上漕运方式落后，年运量远不能满足京城需求，甚至不能保证正常供应，更不敌天灾。每当北方受旱遇水，出现饥荒，国家便增加南方的漕运数额，最困难的时候，甚至率领京城官员到东都洛阳“就食”，渡过饥荒。

　　开元十五年(727)秋，“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以赈给之”。

　　开元十六年(728)十二月又因水灾而出敕调运南方粮食，“漕江淮以赈之”。

　　面对朝廷存在粮食和物资问题，裴耀卿认为国家并不缺少粮食和物资，关键是如何调剂各地余缺。他总结宣州为政5年的地方官经验，亲眼所见江南社会经济形势发展很好，“人口稍广”，仓储充足，由于运输不畅，难以满足京城的需求。他又调查了江南到京师的水陆运输，分析利弊，看出了症结，提出了一个新鲜而又大胆的“漕运”改革议案。这个议案的实践依据，是宣州乃至江南社会发展、经济上升，人口繁衍，粮食积余，“仓库”的粮食，缴纳“租庸”之外，既不输边、“更无征防”，闲置派不上用途。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就是“水陆遥远”，江南粮食运不出去。这也不利于江南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提交了一份漕运改革的计划和方案。这份议案文字不长，言简意赅，原文摘录如次：

　　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

　　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搬)载停滞，备极艰辛。

　　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

　　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栢崖仓、太原仓、永豊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

　　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剰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

　　审读这份议案，思路清晰，综合东南社会实情和国情，收集了大量数据，分析了利弊所在，找到了改革思路，提出了明确的方案。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落点明确，即：改革漕运制度。

　　裴耀卿在议案中总结了南粮北运的良好条件;分析了漕运现状和弊病;设计了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概括为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粮食产量增加，粮食积累富余，具备南粮北调的条件。

　　第二，调查研究了当时江淮漕运的实际，十分具体而又清晰地指明了漕运路线上的弊病：江南漕船每年正、二月上道，“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 途中因“水浅”、“水涨”而停留或减速，几乎浪费一半时间，每年只能往返一次，年漕运量受到一定的限制，造成“江右困转输，国匮于上，民乏于下”的结果。

　　第三，建议疏浚水道，改进运输方式。

　　其一、沿线建置“仓储”，“节级转运”。裴耀卿提出在两淮漕运线上，沿途建置大型仓库，作为漕运物资中转储存处。“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

　　其二、分段漕运。裴耀卿认为“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 主张漕运线路上实行分段运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 既能够避免船工水手不悉各种水情的缺陷，又能够避免长驱直达，遇枯水舟阻，延误时间的的弊病。

　　裴耀卿提出漕运改革方案，“玄宗初不省”，没有采纳。 但是裴耀卿务实的经济方略，开阔的思路，便于操作的抓手，带给人们以很多启发。次年(731)裴耀卿旋即入为“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的财经事务。

　　开元二十一年(733)发生水灾，“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再次访问裴耀卿，采纳了裴耀卿的意见，擢拔其为计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主持江淮漕运。

　　裴耀卿受命以后，拉开了唐朝漕运改革的序幕。他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两淮运输特点，制定了新的运输法，改进漕运，获得了较大的成效，当年，即解决京城的粮食问题。

　　三、裴氏改革的意义和宣州的发展

　　裴耀卿两次上呈奏议，坚持调查研究，提出漕运改革，终于引起了玄宗皇帝的关注，擢拔裴耀卿为户部侍郎。开元二十年(732)，拜裴耀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主持东南漕运制度改革。

　　裴耀卿的漕运制度改革，牵动了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不仅是宣州，全部东南八道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唐代漕运制度改革史上，裴耀卿敢为天下先，首次提出并且成功完成了改革。此后，贯穿有唐一代，随着社会经济深化发展，漕运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未间断，成为促进唐代交通运输格局不断优化的一把金鈅匙。

　　1、正确认识裴耀卿的漕运改革

　　漕运是唐代历史上重要活动。朝廷需要从东南征调粮食、布匹等各种赋税物资，维系国家的财政支出。国家的“漕运”由此兴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大事。

　　中国史学界，有些史家对于漕运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加大对于人民的搜刮和剥削。其实，立足于社会经济的视角，漕运，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它与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有联系。

　　宣州是国家南粮北运的重点区域。裴耀卿漕运制度改革以后，南北交流空前繁荣，唐代持续三百年的漕运事业，深刻影响宣州的社会历史。

　　漕运的兴盛，江淮乃至宣州境内漕运物资年运量增加，解决了京城缺粮的困难。京城甚至出现粮食价格下跌的现象。说明漕运制度改革满足了京城的粮食供应。为防止谷贱伤农，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下令暂停转运江淮租米，“令租庸调、租资课，皆以土物输京都。” 即是把租米折换为本地的土特产品，再漕运京师。这反映了裴耀卿主持财政期间，适应市场调整经济政策，显示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政策的调整，带动了江南和宣州本土农副产品、手工业品迅速兴旺。宣州的地毯、兔毫、茶叶、孔雀石、铜矿、冶铸等，“转市”物流于北方，名闻京师。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朝廷充分关注宣州的本土资源，加大了宣州的投资，宛陵监、梅根监等“钱官”机构，建成国家铸币基地。国家冶铸和钱监的设置，促进宣州迅速发展，不久建置了宣歙观察使，发展为东南大藩。

　　2、裴耀卿漕运改革的经济思想

　　裴耀卿不仅成功地实施了漕运制度改革，也体出了漕运改革的经济思想，也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火花。

　　其一、兴漕路，节约运费

　　裴耀卿提出“兴漕运” ，在交通运输史上，具有经济学的意义。裴耀卿对比了水陆运输的代价，提出发展水运，避免陆路运输的昂贵成本。武则天执政期间，“景云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 需用车一千八百乘，不仅花费了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八递伤牛”， 影响农业生产。“兴漕路”，水运价廉，既节省财政开支，也节省了民力和牛力。

　　裴耀卿改革漕运前，舟运江淮米至东都含嘉仓，转陆运三百里至陕，“率两斛计庸钱千”。 裴耀卿主持漕运期间，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凡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省僦车钱三十万缗。”

　　其二、调剂粮食余缺

　　当时北方缺粮，南方粮食积压，江淮百姓按地税缴纳的粮食储存于当地“义仓“。义仓仓库不够用，每年增加一二百万石，数年之后，仓库转加，陈陈相因，下湿不堪久储，苦无船可运，三两年变色、霉烂、腐坏。裴耀卿创分段转运，缩短了江淮漕船的路程，节约行程和船只，多运江淮积粮，减少损失，也解决了北方粮荒。

　　3、激活经济的金鈅匙

　　在漕运史上，宣州刺史裴耀卿率先提出改革漕运，裴耀卿之后，李齐物、裴回、韦坚、刘宴等人，相继主持漕运，江淮、江南漕运持续发展。带动江南社会经济持续兴盛，漕运物资不只是粮食，也包含宣州的手工业品、冶金开采与铸造。深度刺激和促进了宣州社会经济全面繁荣和发展。

　　韦坚主持漕运期间，针对江淮、江南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推行漕运“轻货(即百货)”的改革。 以粮食“转市”各种“轻货”，即购进朝廷日用百货，转运京城。这样漕运物资的种类丰富了，满足了国家以及北方地区对于南方产品的需求，又促进南方的手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南北经济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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