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稷山县姚天福神道碑的来历 铁面御史”姚天福趣事

　　著名的元碑《姚天福神道碑》，由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撰写。元统元年(1333年)元顺帝诏命为姚天福在稷山县路村庄祖茔树神道碑一通，以表彰其生前的丰功伟绩。碑中记载了姚天福任职40余年间，“摧强扶弱，理冤肃化，所劾治的皆是权奸强酷之吏”的事迹。此碑在1984年由稷山博物馆移至青龙寺。青龙寺位于稷山县西十里马村，始建于唐龙朔二年(663年)。1967年，姚天福墓曾在破四旧运动中被封土夷平，只留下一块神道碑。

　　姚天福(1229年-1302年)，字君祥，绛州(今稷山县)南阳村人，元初名臣，出自显赫的吴兴姚氏，是唐代宰相姚崇的后代。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多次不畏强暴，弹劾权臣，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赞赏，赐名为“巴儿思”，意为猛虎。他担任地方官期间，兴利除害，为民造福，是一位难得的名吏。

　　其父姚居实，属未出仕的读书人，因避兵乱曾寄居雁门进士赵泰家，与其女结合生天福。

　　天福幼读 《春秋》，深通大义，及青年时，以过人才识被怀仁县推为县吏，不久被征召为县丞。至元初年(1264年)，丞相塔察尔出使北国途经怀仁，代州太守杨阔阔推荐天福才干，深受丞相赏识。至元五年(1268年)，元设御史台，塔察尔为御史大夫，任天福为架阁管勾兼狱丞。至元十一年(1274年)，天福升任监察御史，进入当时最高政治集团。

　　不畏强悍的监察御史

　　姚天福幼年随父亲在雁门一带生活，喜欢研读《春秋》，精通儒家大义。成年后，因为才能过人，被辟为怀仁县丞，进入了仕途。至元五年，朝廷成立了御史台，姚天福被任命为 “阁管勾”，是一个基层小吏，后来被拜为监察御史，就是朝廷重要的监察官了。

　　姚天福有一位深明大义的好母亲，上任前，母亲对他说：“过去人们常说公而忘私，你现在既然做了朝廷的臣子，就要尽心守职，不要担心我这个未亡人。假如有一天你被人陷害，连累到我，我会像汉朝王陵的母亲一样，伏剑自刎，光荣地死去，绝不会责怪你。”姚天福是大孝子，他也向朝廷请示道：“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进谏和弹劾，很可能冒犯皇帝，得罪权贵。假如我犯了罪，请不要牵连我的母亲。”姚氏母子把担任监察御史看得比较壮烈，一方面说明元代官场比较黑暗，当监察御史很容易获罪;另一方面也说明，姚氏母子深明《春秋大义》，立志要与黑暗势力做斗争了。比较幸运的是，姚天福遇到的皇帝是英明的忽必烈，不但没有获罪，反而成就了事业和名誉。

　　丞相阿合马是回回人，在位期间营私舞弊，专权乱政，是一位著名的奸相。姚天福多次弹劾以阿合马为首的贪官污吏，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称赞，赐给他一个蒙古名字“巴儿思”。忽必烈赏赐给姚天福很多财物，姚天福推辞道：“我担任监察御史，只担心自己辜负了朝廷的爵禄，怎么敢贪图重赏，加重自己的过失呢?”

　　自姚天福奏揭阿合马后，阿合马视姚天福为祸患，便趁世祖巡幸上郡，大臣随驾北上的时机，突派兵马司率骑兵将姚天福捆绑至大都(北京)，原想抄家搜其财宝，以贪处之，不料只搜出几升谷米。姚天福说：“宰相无旨相杀御史，岂想造反!”阿合马慌忙释绑，赔罪天福。阿合马虽然被姚天福弹劾，但也没有受到惩治，他后来是被一个叫王著的人用大铜锤打死的，大快人心。

　　当时，御史台设两名御史大夫，都是蒙古人，一位叫玉速帖木儿，一位叫孛罗。两人都是长官，御史台的管理比较混乱。姚天福上书给皇帝说：“古人说：‘一蛇九尾，首动尾随;一蛇二首，不能寸进。’现在御史台管理混乱，就是因为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时间长了就不好治理了。”忽必烈把玉速帖木儿和孛罗两人叫去批评了一通，孛罗自称年幼无知，造成了管理不善的局面，向皇帝认了罪。

　　姚天福在京城附近地区微服私访，发现有一位使者向百姓勒索财物，就上奏朝廷，判了这个人的死罪，斩首示众。这件事对京城一带的权贵们震动很大，违法乱纪的情况也有所收敛。

　　至元十二年(1275年)，朝廷下诏罢除天下各道 “按察司”的设置，姚天福对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建议说：“按察司这个官职，是朝廷了解民意、预防变故的重要渠道，意义非常深远，并不只是为了监察、处罚官吏，所以不应该罢除。”玉速帖木儿是忽必烈的亲信，晚上闯进忽必烈的寝宫，汇报姚天福的建议，忽必烈立即下令，重设按察司。因为这件事，姚天福得罪了朝中的某些权臣，被贬了官职。

　　兴利除害的地方名吏

　　姚天福被贬为衡州路同知，没有上任，后来又被任命为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当时，元朝在北方用兵，后方负责物资运输，差役繁重。河东一带的百姓深受徭役之苦，有动乱的迹象。姚天福担心酿成起义，就上书朝廷，一方面弹劾执政大臣的失策，一方面要求免除差役，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统一江南，姚天福被任命为淮西道按察使。当地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姚天福为了稳定民心，上任之后，雷厉风行地查处违法乱纪的将领和官吏，史称“悉铲除之，民大悦。”

　　翌年，转任湖北道按察使，查办了省臣阿老凡丁贪军粮一万余石大案，尽管阿老凡丁免死在东宫见裕宗哭诉冤枉，但裕宗言：“是你罪有应得。”嗣后，贪官权贵对天福更为惊惧。任湖北道按察使期间，姚天福调查到当地行省官员的贪污罪行数十桩，奏报朝廷。忽必烈不愿意惩治有军功的蒙古族长官，只把涉案的下属官员处理了一批，判处了流放。尽管如此，仍然起到了相当的震慑效果，湖北一带“州郡称治”。

　　至元二十年(1283年)，姚天福调任山北道按察使。山北道大致在今东北一带，当时农业很不发达，百姓以渔猎游牧为生，不知道稼穑之事。姚天福向百姓传授了农业技术，教导百姓种植粮食。后来，当地百姓都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非常感激姚天福，为他建祠立碑，定时祭祀。

　　至元二十二年 (1285年)，姚天福升任刑部尚书，不久调任扬州路总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复任淮西按察使。期间，姚天福很快逮捕淮西七名大盗，全杀头示众，并查获中书右丞宣慰使昂吉儿及子在淮西贪赃的大案，抄其所有家私，淮西大治。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天福任平阳总管，清理桑哥党徒。不久，转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以母病不就。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姚天福担任真定道总管。真定在今河北一带，当时朝廷设置的“驿传”制度不合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姚天福制订了一套相对不扰民的新方案，经过一场争论，最后被朝廷采纳，并颁行天下，各地的“驿传”都采用了姚天福的方案。

　　大德二年(1298年)，姚天福授江西行省参政，以病不就。大德四年，姚天福升任为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其地位相当于汉朝的“京兆尹”。史书中称，元朝的“京兆尹”中，姚天福的政绩最为突出。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姚天福病逝于大都，享年73岁，归葬于稷山南阳村祖茔，赠正奉大夫，追封平郡公，谥号忠肃。

　　天福死后三十年，即元统元年(1333年)三月，惠宗又为天福树神道碑一通，高四米，重十吨，诏命翰林学士虞集撰文，刻写天福五千言于碑上。此碑现存于稷山县西十里马村的青龙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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