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与民族文学奠基者的深厚友情，以及彼特拉克对后世的影响

　　彼特拉克知识渊博，他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名人列传》一书。该书用拉丁文写成，书中列有21位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名人(从罗慕洛起一直写到凯撒为止)和皮鲁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汉尼拔的传记。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以人物传记形式给意大利人展现一部宏伟壮丽的罗马史，让他们了解意大利的过去就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从而激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以摈弃基督教宣扬的"世界国家"的空想，走上民族独立统一的道路。《名人列传》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是彼特拉克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又一重要特征。

　　值得提及的是，彼特拉克在史学领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概念。在他看来，在他所崇拜的古代和寄予无限希望的新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使人深恶痛绝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毁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又毁灭了"公共美德"，因而是个黑暗、愚昧、倒退的时代。在彼特拉克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日后所谓"中世纪"这一概念的最初萌芽，并规定了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

　　彼特拉克在地理学方面也有建树。他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书籍，掌握了许多地理资料，绘制了第一张意大利地图。

　　1327年，23岁的彼特拉克已是精力旺盛、才华横溢的青年。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使彼特拉克终生难忘的事情。有一天，他在阿维农的一所教堂卫与一位骑士的妻子邂逅相识。这位年方20岁的少妇，仪态端庄，妩媚动人。彼特拉克一见钟情，深深堕入情网之中。从此之后，虽然岁月不断流逝，可是彼特拉克却一往情深，对劳拉的爱恋之情有增无减。

　　1327年，一位名为劳拉的女士在亚维农的Sainte-Claire教堂里出演 Rime sparse("离散的旋律")的身影，激起了他持续很久的创作冲动。后来的那些沿袭他风格的文艺复兴诗人把这三六六首诗的合集称为《Canzoniere》(《歌集》)。她可能就是Laure de Noves, Hugues de Sade(Marquis de Sade的一个祖先)的妻子，或者，她只是理想化的或者假想的人物。她在他诗中的表现相对于大家熟知的游吟诗人和他们的高贵的恋爱(courtly love)不同。她的出现使他体会到不可言传的愉悦，但是他不求回报的爱恋使得这不能持久。除了说她看起来很可爱，有一头金发和谦虚高贵的气质外，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确定的关于劳拉的信息。

　　劳拉和彼特拉克从来没有见面。他把他的感情全部倾注到作品中。他的诗是感叹的，不是劝诱的。他的散文表现出他对男人追逐妇女的蔑视。在一三四八年劳拉离世时，诗人的哀伤和他以前的绝望一样难以忍受。后来，在《给后人的信》中，诗人写道:"我年轻时，我曾一直同那无法抵抗的，但是纯洁的，我唯一的爱，斗争。如果不是她的早逝，我会继续斗争下去，(斗争)痛苦，但是对我有益的。斗争把那团火熄灭。我常常希望我能说我完全自由于肉体的欲望了，但是我知道，那样我是在说谎。"

　　意大利式十四行诗(Petrarchan Sonnet)一名即来源于他。浪漫作曲家李斯特给他的三首十四行诗(47，104和123)加谱为歌，名为 Tre sonetti del Petrarca(意即"彼特拉克的三首十四行诗")。后来作曲家把它作为 Années de Pélerinage II - Italie 组曲(《旅游岁月》第二集"意大利")共七首钢琴独奏曲的其中第四、第五和第六首。

　　1350年，薄伽丘和诗人彼特拉克相识。翌年，他受委托去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主持学术讨论。从此，这两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1373年10月23日，薄伽丘抱病在佛罗伦萨大学《神曲》讨论会上作了最后一次演讲。第二年，契友彼特拉克的逝世，给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在契塔尔多逝世。

　　彼特拉克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声誉远播。三十七岁时，他在同一天收到了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的邀请，要授予他"桂冠诗人"的称号。最后，他就在罗马接受了这个已经中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称号，达到了当时一个文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声誉。五十岁时他访问故乡阿利佐，朋友把他带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告诉他那个城市如何禁止对房屋内原来的样子作任何变动。死后，他的墓地更成为圣地，每年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彼特拉克在后世的主要形象是一个诗人，而且后人看重的是他的意大利文作品。在十四行诗的发展史上，他创造了意大利体，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世只有莎士比亚可与之交相辉映。而他继承法国"温柔的新体"的传统，创作的一组以女友劳拉为主题的诗篇，则又和但丁前后呼应。有了这些诗作，他也就"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

　　可是彼特拉克自己更重视他的拉丁文著作，比如他花了很大精力写作《阿非利加》，希望以此确立后世的名声。《阿非利加》几度缀笔，最后也没有完成。到了晚年，彼特拉克对它已经十分厌恶，甚至不愿提及。

　　拉丁文学在西塞罗身上达到了高峰，帝国时代开始走下坡路，蛮族的蹂躏则是对拉丁文化的致命一击。蛮族退出后，方言渐露头角。但丁已经昭示了意大利文学的可能性，彼特拉克早期的作品对于意大利方言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彼特拉克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学古今转换的要紧关头，而他仍然选择了留在古代。在给薄伽丘的信中，彼特拉克承认拉丁文学珠玉在前，后人难以逾越，倒是意大利方言大有用武之余地，但是他厌恶这个时代的虚荣浮躁，不愿让庸人对自己的作品评头论足，情愿埋首旧籍，为古人作嫁衣。

　　布鲁尼(LeonardoBruni)在《彼特拉克传》中说，拉丁文学两大巨人维吉尔能诗不能文，西塞罗能文不能诗，自古无人能兼得，而彼特拉克在两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诣。但丁死的时候，彼特拉克十七岁，彼特拉克死的时候，薄伽丘还比他年轻九岁。缪斯的慧命就这么绳绳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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