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民主思想的阐释者——托马斯•潘恩

　　当人们追溯与反思西方民主革命运动与政治传统时，很容易忽视一个关键的历史人物，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民主思想的阐释者，他就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种一般性的忽视甚至持续至200多年后的今天，故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情境下，给潘恩一个公允而恰当的评判，是必要的。

　　在18世纪晚期的大西洋沿岸，兴起了一系列对西方文明与社会演进产生巨大影响的民主革命运动，包括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激进主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蕴含着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思潮，而在影响上述西方世界政治运动与思想的诸多因素中，有一股无法替代的强大的推动力量，那就是被誉为“世界公民”的托马斯·潘恩及其著述中所体现的政治哲学思想。潘恩为了心中的理想与信仰而穿行于大西洋两岸，虽被世人遗弃，却以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与自由斗士而留名于西方政治思想史。

　　托马斯·潘恩的一生无与伦比。1737年1月29日，他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镇。由于出身卑微，潘恩童年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他13岁就辍学，其后的二十多年间，他从事过学徒、水手、鞋匠等多种职业，甚至担任过市镇的下级收税官。1759年9月，潘恩与玛丽·兰伯特结婚，不久妻子死于早产。1771年3月，潘恩与房东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三年后，他又离开了第二任妻子。

　　1774年11月，潘恩经本杰明·富兰克林介绍来到北美费城，先担任家庭教师，后成为《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1776年1月，他因出版了倡导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常识》(Common Sense)一书而一举成名。几个月内，这本小册子在当时仅有250多万人口的北美殖民地竟然发行了五十余万册，迅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作为“穷人的圣经”而“成为平民所珍爱的熠熠杰作”。在体验到新大陆的自由之后，潘恩主张颠覆贵族式的英国政治传统，认为北美应当选择的理性统治方式是共和主义。在批判君主政体和世袭制的过程中，潘恩一方面主张北美殖民地独立，建立代议制民主共和国，并设想了独立后的美国国名“United States”，另一方面宣扬“法律即国王”的现代宪政理念，从而构建了美国共和政体与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基础。此后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基本观念均可从《常识》中找到理论上的思想渊源。潘恩的《常识》在击碎了18世纪北美的智识与政治背景的同时，改变并引导了美国历史与政治的发展方向。

　　相对于英国的辉格党人而言，潘恩的政治主张更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他主张通过建立一个代议制民主共和政府而终结专制统治。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潘恩以《北美的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为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推动了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同时，进一步表达与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甚至在独立战争之后，潘恩极力为美国共和政体辩护，认为它是民主制与代议制相结合的完美典范，是“在性质上和实践上现存的唯一真正共和国”。

　　1787年，潘恩重返欧洲。作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潘恩受到了法国自由派贵族与英国辉格党人的欢迎。时值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受到了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强烈批判。潘恩与这些保守主义者展开了论战，于1791至1792年间撰写并发表了由两部分组成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极具影响力地表达了民主共和主义观念，以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驳斥了伯克(Edmund Burke)在《法国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及其保守的历史主义。在潘恩看来，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8世纪理性的年代，仅仅依据特权与历史、基于不确定历史的欺骗性主张、虚伪的宪政主义、捏造的传统或者继承的迷信，无法再否定普遍的和自然的权利;而法国大革命“受到的打击越多，发出的光辉越强……真理已使革命确立，而时间则将使革命永垂青史……但愿这个为自由而高高竖起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

　　天赋权利理论是潘恩政治法律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潘恩认为，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包括智能或者思想上的权利以及不妨害他人天赋权利而为个人自己谋求安乐的权利。而在天赋权利的基础上，则产生了公民权利，即“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权利”，并且是“与安全和保护有关的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潘恩对“人权”与“权力”作出了明确而清晰的界分。一方面，“人权”或者天赋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所以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并且是不可转让和不可消灭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的权利无法被任何个人(包括君王)所独有或垄断。另一方面，权力是“由人的各种天赋权利集合而成的”，所以任何人均不得凭借或利用这种权力来侵犯个人的天赋权利。从《人的权利》一书中，不难看出，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与古典自然法学家——如卢梭和洛克等人——对潘恩政治哲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潘恩又能够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适宜地诠释与阐扬前者的思想与理念。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潘恩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最早在政治哲学范畴内将“社会”与“政府”加以区分。他认为，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满足自身自然的与心理的需求，从而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与慰籍。因此，这种客观的需求将人们组成了社会。对人类而言，社会是基于人的需求自然产生的，而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然而，政府则是由人类的邪恶所产生的。质言之，当人们组成社会之后，便开始忽视相互的责任与情感而彼此侵害，致使个人的自然权利无从保障，故而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以弥补人类在德行方面的缺陷。此时，政府便依据社会契约而产生了。简言之，政府起源于人类在德行上的缺陷，而建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自由与安全。据此推理，最优的政府应当是最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自由的政府，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而非现实。在现实中，如果某个政府建立之后，未能以保障人民的安全与自由为目的，又将如何呢?潘恩认为，经由社会契约而产生的政府完全基于人们的信托，人们可以赋予政府，也可以随时收回对政府的信任，重新组织值得信任的政府。潘恩的政府理论对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追求自由的斗争产生了深远而现实的影响。

　　在与保守主义者的论战中，潘恩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宪政理念。他认为，宪法不仅是名义上的，也是现实的，“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接着，他指出，宪法应当通过具体的方式而产生，“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在阐释了权利平等、主权在民以及代议制等宪政原则之后，潘恩还着重论及了现代政治与法律哲学理论中的法治原则，即现代国家中一切人的行为均应当根据已经制定的法律行事，“法律应成为自由国家的国王”。

　　在民间的吟诵传唱之间，潘恩的《人的权利》不仅“使英国人睁开了眼睛”，而且“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在该书发表后的两年间，竟然销售了约二十万册。这时，潘恩却因此受到英国政府当局的迫害，不得不于1792年9月逃亡法国。在初至法国时，潘恩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情拥戴，甚至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代表以及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之一，从而走进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心。拿破仑称之为“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然而，1793年，潘恩因与雅各宾派政见存在分歧——例如，他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活动与处死路易十六——而被捕入狱。其间，潘恩曾试图通过请求美国当局证明他具有美国国籍而获救，却遭到了冷酷拒绝。直至罗伯斯庇尔被处死后，潘恩才在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帮助下于1794年11月获释出狱。在此期间，他撰写并发表了《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一书。在该书中，潘恩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批判了《圣经》以及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甚至推翻了基督教中“上帝”的神圣地位。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潘恩尽管居住在法国，却强烈谴责拿破仑的独裁政治。1802年，潘恩受美国总统杰斐逊之邀，再度踏上北美大陆。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宗教意识与传统如此浓厚的美国社会中，潘恩非但无法因之获得美国社会的宽容与支持，反而遭到了政府当局与民众的冷遇：拒绝其参加政府工作，否认他的美国公民资格，甚至没有人给他租住房屋。作为“世界公民”的潘恩一生致力于人类自由、民主与解放事业，却于1809年6月8日在不受理解的晚年凄凉境遇中被世人遗弃于他曾为之而奋斗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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