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陈振龙偷偷从外国带回了一根藤，奠定了乾隆盛世

　　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清初，承明末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渐次得以恢复，清朝中期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乾隆年间更是突破3亿大关，为了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使对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从南向北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成中国境内更广大地区下层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现在有人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说到番薯，乾隆都得去感谢百年前的一位英雄，是他从南洋千辛万苦地将番薯从殖民者手中带到中国。

　　话说大明万历年间，有个福建人叫陈振龙，他自幼饱读经书，年纪不到二十就中的秀才，可是等到考举人的时候却屡考不中，因而厌倦科举，干脆来个弃儒经商，跟同乡一起去吕宋岛(菲律宾)做生意。在隆庆五年(1571)的时候,西班牙人就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所以当时吕宋华人特别多尤其是福建人，海贸十分发达。

　　在吕宋的时候，陈振龙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生意上，反而对当地种植的一种农作物十分感兴趣。此物， 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当地人称作朱薯。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但是朱薯是西班牙人带过来的，因而控制十分严格，只能在当地种植，严禁带出岛外。于是，陈振龙只能潜心去学会了朱薯种植之法，暗地里等待时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花巨资购得几尺薯藤，为了避开检查，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经七昼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

　　当时正赶上福建大旱，五谷少收，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金学曾令其觅地试种。振龙父子即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4个月后，朱薯收获，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金还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我们现代还称为山芋、地瓜。并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但是可惜的是这种神奇的农作物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太晚了，它没能在崇祯大灾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这种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虽然吃下去很耐饥饿，但口感太差难以下咽，若不是迫于无奈很少有人吃，吃多了之后还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对这种高产作物种植积极性不高。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天灾人祸不断，推广种植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况且灾区农民起义不断，明政府也已经不具备推广种植的条件了。

　　最终红薯便宜了清朝，造就了最后一个康乾盛世。其中陈振龙的子孙也出力不少，“克承世业”，一直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功绩卓著。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到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带领几个儿子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并撰写《金薯传习录》传世，该书是我国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据说乾隆盛世的主角乾隆皇帝本人也特别爱吃番薯，他能活到89岁跟喜欢吃番薯也有一定关系，曾称赞道：“好个红薯!功胜人参!”

　　陈振龙把甘薯引入我国，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间，甘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全国甘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年产量折原粮达三千万吨，占世界甘薯总产量的80%，清道光年间，福州人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纪念这一成功的引进。370年后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那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

　　挟入藤篮试秘航，

　　归来闽海勤耕织。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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