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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太平军汪海洋部随武卫军在彭大顺、朱衣点等人脱离石达开后不久,首领张志公、鲁子宏等人曾率领太平军在广西灵川向湘军将领刘长佑投降,而惟有汪海洋拒不肯投清军,毅然与叛徒分道扬镳决裂,走出全州和兴安,北上湖南后,与傅忠信、谭体元部太平军一齐,边战边走来到江西与李秀成部太平军会合。
1862年,汪海洋被封为“康天义”,清将鲍超趁机派遣使者到汪海洋处诱降,并许给他以高官厚禄,汪海洋感觉是受到了奇耻大辱,为表明心迹,当即发怒斩杀了几个清军来使,清将鲍超闻讯后,恼羞大怒,疯叫着说:他日“若擒住汪逆,必凌迟以死,方泄恨慨。 ”
1863年,汪海洋奉命协助听王陈炳文把守杭州,陈炳文曾派亲信到上海向李鸿章表达投诚降意,并和比王钱仁桂等人暗地里勾结湘军蒋益澧,以图谋献城投降清军,然而这一图谋被汪海洋侦知,他果断地处死了投降的使者、陈炳文的族弟陈炳孝,这一举措,大大地震慑了有心想投降清军的分子。
据史料记载,李秀成部将,曾转战皖、苏两省,作战十分骁勇的护王陈坤书也曾采取了防止部下叛逃的严密措施,但每天都有 300 人左右逃到清营去投降。由于护王坚决捍卫常州城,两广籍的太平军将士誓死不降,虽有相当多的太平军叛降,但常州保卫战还是给淮军和常胜军以沉重的打击。李鸿章不断地使出新的诱降花招,他用大字写成文告,张贴在城墙上,说除护王外,凡自愿弃城投降者,一律免死。这一招果然很有效,进一步刺激了守军的离心倾向。1864 年 5 月 11 日,清军最终攻陷常州城,清军郭松林、刘士奇传令伏地弃械者免死,于是有男女老幼有六、七万人下跪乞降。此外,常丹交界的奔牛、孟河、圩塘、魏村螺蛳湾,方仙桥沿江一带营垒中的太平军也向淮扬水师将领周国兴投降,人数也有一万多。
其时,太平天国在苏南、浙江的战场上节节败退,然而汪海洋部的太平军却在随后的两、三年中,多次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并多次击败了强劲的清军,在1863年,汪海洋部太平军夜袭清军助太平军合围富阳,切断清军后路,在富阳重挫清军蒋益澧部湘军。在1864年初,汪海洋部太平军又在余杭林清堰伏击战中大败左宗棠部的湘军,在年底,在南阳马洋塘大捷中再一次大败左宗棠部的湘军,与此同时,在福建汀州,汪海洋部太平军还击毙了湘军的名将张运兰,可谓战斗力非常之强悍。清将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邓逆、汪逆为最悍,听逆次之“。
十一月底,余杭守将谢天义战死,邓光明重伤后,汪海洋才率部驻守在余杭。这一次,湘军继鲍超后再一次图谋要招降汪海洋,由英王陈玉成部的叛将程学启送出密信来劝降,程学启以为与汪海洋是安徽同乡,很有可能会投降。结果还是让程学启失望了。汪海洋回信怒斥责程学启为:“实为蝥贼,反复无常的败类,行迹之恶劣尤甚于三姓家奴吕布。甘为清妖作伥,残杀天朝军民,实无半点心肝。”
1864年2月,汪海洋被封为康王,3月,从余杭撤退往德清,后走昌化入皖南,率领太平军辗转进入了江西,这时候,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正准备长期围困抚州、建州,“而实恃浒湾巨寇为后路接应”,当时驻守浒湾的就是汪海洋部。4月余杭失陷,汪海洋北走后,钱桂仁却率领千余人跪伏路旁乞哀投降清军。
同年8月,鲍超率湘军来攻,为了确保江西部队的后路安全,汪海洋当即率军死拼抵抗,曾一度逼令手败退,直到把预备队都打光都没有撤退半步。然而此刻,坐拥重兵、近在金溪的听王陈炳文、奖王陶金会和宁王张学明等人,却对浒湾汪海洋部太平军的死战,一直是坐视而没有配合去救援,最后汪海洋部太平军被湘军生力军打败,兵力损失惨重,丧失了将近一半太平军,恰在此时,听王陈炳文、奖王陶金会和宁王张学明等40余名将领却在8月13日于金溪附近白杆村投降了清军,被清军编为洋枪队三营南下从征闽、粤,专攻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的太平军。
在左宗棠调来“常捷军”支援,用新式大炮不断地对余杭实施连续的远程轰炸,太平军一直坚守不退,在嘉兴失守时,杭州的补给线被切断,余杭已经没有久守的意义,太平军才决定弃守杭州,汪海洋率部随大军撤退,随后,汪海洋前往福建,与入闽作战的李世贤、陆顺德等人相互倚为犄角,并在广东嘉应州凤寨擒拿了“恶其贰”的叛徒钱桂,然后令手下太平军用油浸白布,将钱桂仁层层包裹,并倒悬于高高的竿子下,用“点天灯”的方式用火将钱桂仁烧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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