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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元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杨维祯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书法以行草最工,笔势岩开,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牖,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作品有楷书《周上卿墓志铭》,行书《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卷》《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元夕与妇饮诗》、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致理斋尺牍》《晚节堂诗》《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则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之中。
生平
杨氏一族原居枫桥(今属绍兴诸暨),杨维桢曾祖杨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医,人称杨佛子,著有《医衍》、《地理拨沙图》。后杨氏卜居全堂,全堂东南有桐冈山,西南有鲚鲤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谐音全堂,池旁卧有铁崖山,“因岩石呈铁色而得名”,今人俗称小山头。
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生于元贞二年(1296),之所以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与从兄杨维翰(1294~1351,字子固,号方塘,元末画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黾勉读书,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
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睦迩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其父筑室铁崖山中,环绕书楼种梅花数百株,聚书数万卷,。登藏书楼后去掉梯子,如此读书5年。从政后,益聚书。如收藏有《太平纲目》20策、《洞庭杂吟》50卷,《琼台曲》、《历代诗谏》200卷等诗文集。藏书印有“廉夫”、“杨廉夫”二印。值兵乱,浪迹浙西山水间,晚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召他修书,作《老客妇谣》诗以拒绝。诗学李贺,明初有人称其为“文妖”。工行、草书,书风炯异于时人,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张氏通波阡表卷》、《游仙唱和诗册》等。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回到家乡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杨维桢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其不识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抵南京,见朱元璋,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太大,不敢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曾做绝命诗:“昨日追随阿母游,锦袍人在紫云楼。谱传玉笛俄相许,果出金桃不外求。”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县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轶事
二十岁时,杨维桢赴甬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
元至正八年始,由江苏苏州昆山顾德辉发起主持的“玉山雅集”,精神领袖便是杨维桢,一直到元末,大小雅集50余次,上百名士参与,集诗文3300余篇,真乃千古流芳;元至正十年,由浙江桐乡濮院濮凤后人濮允中发起,杨维桢担任主评裁,举办“聚桂文会”,500多个东南名士会聚而来,杨维桢撰写了《聚桂文集序》,成为元末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盛会。
性情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
思想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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