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朗哥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丘吉尔会说佛朗哥自私？

　　佛朗哥(1892～1975) 　　Franco Bahamonde，Francisco 西班牙国家元首(1939～1975)，长枪党首领，法西斯军人独裁者。1892年12月4日生于埃尔费罗尔军官家庭，1975年11月20日卒于马德里。1907年入步兵学院学习。1912年赴摩洛哥参加西班牙殖民战争。1915年升为少校。1926年晋升为准将。在J.A.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独裁时期，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院长。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取消现役军人资格。1933年，保守势力控制共和国，被重用。1934年晋升为少将。1935年任陆军参谋总长。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大选，人民阵线获得胜利，佛朗哥被调往加那利群岛任军事长官。1936年7月18日驻摩洛哥的圣胡尔霍将军，领导发动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叛乱。后来圣胡尔霍坐飞机在由葡萄牙到西班牙的途中机毁人亡，佛朗哥利用这一意外的机会，登上叛军魁首的宝座。在德国A.希特勒和意大利B.A.A.墨索里尼的支持下，镇压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1936年10月1日，任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经过近3年内战，1939年3月21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建立独裁统治。佛朗哥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取消共和时期的代议制度，颁布“关于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大权都由自己一人独揽，内阁各部部长，所有军、政要员甚至主教都由他任命，一切法律、法令都由他批准。逮捕、枪杀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大批西班牙人流亡到欧洲及拉美各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佛朗哥面临着是否参战的选择，这也是对他的统治的严峻考验。在整个大战期间，佛朗哥一直周旋于两大集团之间，见风使舵，利用英、美与德、意之间的矛盾，从中捞取好处。英法为了阻止佛朗哥靠近轴心国，不断地在经济上援助西班牙，以拉拢西班牙在大战中保持中立。佛朗哥考虑到西班牙的国力不强，同时也害怕德、意控制自己，在大战初期，有意地疏远轴心国。例如，在一次马德里盛大阅兵典礼上，由于佛朗哥故意把准备要出席的德国元帅戈林的名字排在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贝当的后面，使这位早已将自己的指挥棒、元帅服送到马德里以施威摆阔的戈林受屈受辱，最后，放弃到马德里参加观礼。大战期间，佛朗哥宣布西班牙为中立国，游离于交战双方之外，时而靠近德、意，时而为英、法叫好。当德、意力促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参战时，佛朗哥谨慎地予以回绝，他委婉地给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写了一封长信，意思是说如果德国能拿出一个德、意必胜的证据来，西班牙马上加入德、意集团。

　　然而，到1940年上半年，由于德国横扫西欧，连连获胜，热衷投机的佛朗哥保持中立的立场开始倾斜，他希望趁机收回被英国人控制两个多世纪的直布罗陀。6月，佛朗哥突然出兵占领丹吉尔。当时丹吉尔是由德、意、英、法四国共管的地区。佛朗哥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以前，只通知了德、意，而没有通知英、法。随后佛朗哥又提出收回直布罗陀的口号。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佛朗哥被希特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表示完全支持希特勒的行动，并请求德国允许西班牙长枪党志愿军参加对苏战争，以报答1936～1939年间德国给西班牙兄弟般的援助。此时，佛朗哥仍留有后退的余地。对外，他只是宣布西班牙由中立国转变为非交战国，对德国，他强调“西班牙派志愿军并不等于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实际上，佛朗哥组织了一个由长枪党员组成的“蓝色师团”，穿上德国军队的服装，开赴苏联作战。到1943年，佛朗哥眼看轴心国取胜渺茫，马上又调整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宣布西班牙由“非交战国”恢复中立，并下令召回在苏联作战的“蓝色师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佛朗哥在国内仍推行其恐怖统治。对长枪党以外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社会党党员，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而且还使用阉割刑和绞刑(直到1963年才取消)。佛朗哥的这种恐怖暴虐统治，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不满。194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决定只要西班牙保持现行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为联合国会员国。面对这种国际孤立的局面，佛朗哥宣布实行闭关自守的孤立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开展仇视犹太人和一切外国人运动，禁止在公共场合悬挂写有外国字的招牌，鼓励使用本国产品。1947年，佛朗哥又签署《国家元首关于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宣布西班牙为立宪王国，规定佛朗哥有指定国王继承人，罢免国王继承人的权利。连丘吉尔都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佛朗哥将军完全是自私而且冷酷的。他只想到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考虑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

　　1944年，轴心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已成定局， 11月3日，佛朗哥在接见合众社代表时竟然不顾事实地辩解：“西班牙从来不是纳粹的或法西斯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同轴心国有过联系”——虽然在二战期间西班牙向德国提供了战略原料和粮食。在此之前，放在佛朗哥办公桌上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也已悄悄地消失了。1945年6月1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始国会议开幕前一天，佛朗哥又一次声称，“西班牙正处于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上，长枪党处于进步过程中，而且是实施社会改革纲领以利于人民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为了与法西斯撇清关系，佛朗哥颁布《西班牙人权法》及《继承法》，并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制国家(取代了法西斯的“领袖原则”)。苍白无力的辩解并无法掩盖西班牙与轴心国之间的暧昧关系，1945年6月19日，联合国创始国会议拒绝了西班牙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2月26日，法国政府宣布关闭法西边界。3月4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佛朗哥继续统治西班牙时，不同西班牙进行全面的友好往来。12月，联合国大会以45票对2票的决定把佛朗哥执政下的西班牙驱逐出了一切国际机构。

　　眼看系在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政权头颈上的绞索已经越来越紧的时候，新生的冷战使佛朗哥的政权免遭1945年战胜国的干涉。然而随着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恐惧感与日俱增，美国开始看重西班牙的军事价值：“在西欧陆地战方面，西班牙能够为防御领地提供一个缓冲”，“在海战和空战方面，西班牙的战略位置具备作为基地的更高价值”。而佛朗哥也及时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1947年7月，佛朗哥公然向美国邀宠：“西班牙将是比法国更为良好的西方防务堡垒，美国如果希望的话，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基地。”1948年2月，法国重新开放同西班牙的边界。同年5月，西班牙同法国和英国缔结新经济协定。西班牙重又得到美国银行的信贷。1951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访问西班牙，时值马德里当局庆祝所谓“国民革命”15周年之际，这次访问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佛朗哥政权的公开支持。1953年9月，美西两国签订《马德里条约》，美国在西班牙获得三个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虽然佛朗哥的西班牙始终无法加入北约——加入该组织的国家都要支持“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原则——但他仍然成功地将自己绑上了美国的反共战车，用当时媒体的话说，“希特勒的温驯走狗佛朗哥变成了华尔街的忠实奴才”。

　　二战后，西欧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都很快，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如果西班牙仍一切如旧，佛朗哥政权就难以抵御“欧洲挑战”的冲击。有鉴于此，佛朗哥在没有放弃个人权力的基础上，始终在做着促使西班牙腾飞的努力。这个政权“采取了一条非常独特、非常坚定和非常个性化的道路：经济腾飞可以，思想自由不行”。为了振兴经济、巩固政权，佛朗哥起用了一批思想较开放的经济学家。这些技术官僚目标是在不实现政治、文化和社会自由化的同时，向外国开放经济。它是由这样一种信仰驱使的：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上 升足以维持该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政权“起源的合法性”将从立足于内战的胜利被“带来繁荣”的行使的合法性所取代。到1975年，西班牙的平均国民收入已从1959年的269美元增加到2750美元，增长9倍多。该年西班牙已经步入世界富裕国家行列，居世界第24位，居民平均购买力和英法等国不相上下，这一辉煌的经济成就被称为“欧洲的日本”。

　　这对独裁者佛朗哥来说却不全都是好消息。只提供“面包和马戏”的独裁政权正在偏离社会的需要。虽然佛朗哥害怕“来自外国海岸的微风腐蚀我们环境的纯洁性”，但政权的支柱之一天主教会也在外界影响下变成了直率的批评者。1971年，教会竟投票要求宽恕西班牙人民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1973年，主教要求教会与国家分离。这对佛朗哥来说，形如釜底抽薪。已经到了垂暮之年的独裁者不会看不出，他的国民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驯服。随着1959年恐怖组织“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埃塔)的创立，巴斯克的地区抗议采用了暴力的形式。“埃塔”在1973年暗杀了佛朗哥的得力臂膀、总理卡雷罗·布兰科将军。巴斯克人在首都市中心道路上埋设的炸弹威力如此之大，以致布兰科乘坐的豪华轿车被炸到了摩天大楼的屋顶上，这促使反对派给他起了个昵称“西班牙第一个宇航员”。至于较为温和的加泰罗尼亚人的抗议手段则是通过一项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足球。巴塞罗那足球队被视作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象征，每一次赢得与皇家马德里队(与佛朗哥政权联系最密切的球会)的“国家德比”都被整个加泰罗尼亚视为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胜利。

　　在这个禁止罢工的国家，1974年罢工达2000万小时，社会冲突达2000起。著名电影导演巴西略·帕蒂诺，曾在同一天里收到两封政府公函。一封通知他的电影《给贝尔塔的九封信》将荣幸地代表西班牙参加一个大狂欢节;另一封则要求他，在某一天待在自己家里，因为国家元首佛朗哥的汽车计划从他住宅窗外的大街上驶过。而他，电影工作者帕蒂诺，由于持有批评政府的思想，对西班牙元首和三军大元帅的安全来说是个危险。适时的选择 时代的终结佛朗哥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所以，他并没有让自己家族的成员世袭对西班牙权力的垄断，而是选择了波旁王朝的继承人胡安·卡洛斯王子作为未来西班牙的国王(1969年)。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在马德里去世。作为一个独裁者，他的权力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头像印在了货币和邮票上;他获得了三军大元帅的一切荣誉;他承担了应由西班牙国王出面的各种公共活动，他也是西班牙36年来的掌舵者。而在他身后，西班牙在新国王的领导下却很快从独裁政权转为代议制民主政权。

　　

　　某种意义上说，就像1931年革命他站在共和国一边、1932年完全没有参与圣胡尔霍叛乱、二战中始终保持中立、1959年果断进行经济改革一样，佛朗哥在1975年的适时去世也是他在正确时刻做出的最后一个“选择”。几乎在此同时，邻国葡萄牙的独裁政权已被推翻，而捱至稍后的20世纪80年代，所谓“第三波民主浪潮”也将席卷西方阵营，韩国与菲律宾的独裁者统统不体面地下台……只有佛朗哥得以极尽哀荣。

　　新国王为老独裁者举行了国葬。佛朗哥出殡时，西班牙人也许最后一次领略这个政权从前公开推行的法西斯礼仪。内战老战士、蓝色师团、老卫队和佛朗哥卫队老战士——所有这些人，都身穿蓝色长枪党制服——举起右手行法西斯礼，唱着长枪党的赞歌……

　　但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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