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也是君权神授吗？对罗马帝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罗马统治者内部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传统的以自由民为基础的公民兵制度，由此产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其失败结果证明,这一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界限,将公民兵制度变为募兵制，由此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最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此时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因此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有无视元老院、过于张扬的恺撒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鉴于此，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拒绝采用“君主”和“独裁者”的称号，而自称“元首”。“元首制”实质上就是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

　　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之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并且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之后不久即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号,意为“庄严、神圣”。他家中所有门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装饰,正门阳台则饰以橡树叶。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人,而决不是东方的神”。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很清楚,例如东方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示忠诚,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再如“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这决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不想拥有独裁权力,而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时机还不成熟,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这与其说是谦卑,不如说是狡猾。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给罗马带来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也使罗马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正像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罗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经济衰退,商业萧条,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爆发,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成为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强权夺取政权的人将共和国视为多余的外衣,开始抛开它实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对内镇压了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击退了日耳曼人,战胜了萨珊波斯帝国,之后便公开仿效波斯帝王的行为,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他头戴珍珠冠冕,身穿金丝长袍,足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要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亲吻他长袍的边缘,并且自比为神。正像威尔"杜兰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为了巩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则停止了这种迫害,还试图将其作为实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 年的改造过程。313 年颁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公开传播;3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从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体现在物质扶持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财产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313 年《米兰敕令》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地位,并将其作为团体机关的财产写入罗马法。教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神职人员还获得免税特权,结果出现大批“不信上帝的人争求圣职”的现象,严重影响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罗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将神职授予拥有300 索里达以上财产者。与此同时,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组织,教会和帝国最终联为一体,罗马帝国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国。“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了神的代理人,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了基督的治下;异端变得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是军队、强权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随着君权衰落,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罗马帝国衰弱之机,向帝国境内迁徙、定居和陆续建国,这一过程从公元375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568 年伦巴德人建国才告结束。民族大迁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它不仅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奴隶制,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西欧社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罗斯珀哭诉道:“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之下,已经十年了,人民已经灭绝,甚至儿童和少女也被他们杀掉了。”“上帝的庙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抢劫。倘若海洋的波涛淹没了高卢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损失也会比这小些。”他指出,西哥特人抢劫罗马人的别墅,掠走银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宝和喝光醇酒,抢去教堂的神器,最后还对房屋纵火。在众多蛮族中,汪达尔人破坏最甚,以致“汪达尔人”成为凶恶破坏的同义语。

　　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西欧封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恩格斯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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