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西学东渐，利玛窦的传教为何取得了成功

　　晚明的西学东渐，樊树志等先生论述已多，在近年全球史大兴的背景下已经日益成为热点。欧洲的科学技术、宗教哲学传入中国，连内阁大学士徐光启都成为天主教徒，使中国文明蕴含了新变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则因为此后中国的孱弱而受到忽视，有请南京大学高人冯亚民为大家讲解个中曲折。

　　1842年，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西方人通过船坚炮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迈入了近代社会。近代社会的特征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之所以学习，乃是中国人意识到祖传的政教文明，不足以应对西方文明带来的全方位挑战，李鸿章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学习阶段”。每一个阶段中，中国人都试图将西方的人文理念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际，通过西方先进的理念来改造国民性，弥补其固有的缺陷，使中国不仅走出危机，更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强国。

　　在这种叙事中，西方的形象俨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作为学生的中国只有好好学习、乖乖听话的义务，没有反向教导的权力。这种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遗忘了曾经一段性质完全相反的历史，这段历史便是西方传教士入华到法国大革命之前，西方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学习”过程。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

　　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段时期，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来到全然陌生的国度，对这个国家的一切事务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心，以学生的姿态孜孜不倦的学习新知，中国则以一贯天朝上国的态度对待这些学生，教诲他们礼仪之道。

　　这位老师永远也想不到，有一天学生会以强者的形象将老师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历史的戏剧性或许就在于此，人们以为永恒不破的真理，瞬间就会被斥责为荒诞无稽。

　　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对中国已经有了一定认知，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中国的讯息不断传到西方。早在古典时代，中国就以“Seres”(赛里斯，丝绸之国)之名闻名西方，二千年前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其巨著《自然史》中便提到了赛里斯人。

　　第一次向西方人详细介绍中国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但这种介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只能是肤浅的交流。马可·波罗远赴中国的动机，按照他在游记中的说法，只是为了“开阔一下眼界”，他多数时候作为一个“观光客”游走在中国大地，游记中的介绍也仅限于中国各地的风俗人情，这或许同马可·波罗所受到的商人教育有关，他无法领略和理解所到访国家的深层次文明。

　　同样的，马可·波罗没有动机，也没能力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神学和哲学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样的工作只有那些饱读诗书、博古通今的人才能完成，耶稣会教士恰恰是这样一群人。

　　地理大发现后，罗马教廷不断派遣传教士远赴中国，他们的使命是让异教徒皈依天主教信仰，这其中最活跃的是耶稣会。耶稣会教士精通基督教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他们吸取过去的传教士在中国强行传教的教训，认为只有先了解中国国情，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最佳传教方式。这其中，一位非凡人物的领导发挥了巨大作用，此人是马泰奥·里奇，中国人称他为利玛窦。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在十六、十七世纪对中国印象的主要来源，利玛窦的工作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坚定的主张将尊崇儒家作为传教士团体的传教策略，尊崇儒家在具体方针上主要表现为“易佛补儒”，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要有意识的维护儒家排斥佛教。利玛窦之所提出这一策略，同他对中国的理解不无关系。

　　利玛窦参与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刚来到中国时，利玛窦和传教士团体以为来到的地方和其他异教徒国家一样，只要坚持原来的传教方式，不出几年肯定能感化这里的大众。在中国的生活却让他们感到了巨大的困惑，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有着一套繁密庞大的思想体系规范所有人的行为，这个思想体系就是儒家学说。

　　当传教士们最初听说孔子时，以为孔子和其他异教徒国家的宗教领袖一样(比如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按照这种理解方式，孔子是所有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对象，纪念孔子意味着将他看作神明的化身或代理人，随着利玛窦对儒家的深入了解，他发现孔子的功绩不过是编撰了经典文书供后人学习，这些文书并不提供关于神明的知识，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仪式规范。

　　了解到这些后，利玛窦迅速对孔子作了定位：孔子不是宗教领袖，他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具有同等地位。在天主教的语境中，道德哲学是指人类运用自然理性，所获取的道德知识，对天主教启示观念而言，道德哲学被视作辅助基督教信仰的工具。

　　当时的教会对待理性的态度与启蒙运动时截然不同，“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对利玛窦的时代而言是一个未知概念。

　　把孔子视为道德哲学家，对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传教士团体从此不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反对儒家的礼仪规范，如此一来，利玛窦博得了很多明朝士大夫的好感，这里面一些人皈依了天主教信仰，最著名的是徐光启。

　　利玛窦在推崇儒家的同时，严厉批判佛教和道教，在利玛窦看来，佛道不过是一大堆迷信的集合而已，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无神论(基督教意义上的无神论)是佛道影响产生的恶果。

　　不难看出，对佛道的批判，体现了利玛窦对儒家和基督教信仰的努力调和。当时很多儒生否定“上帝”的存在，利玛窦则主张在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家中，是承认上帝的存在的，儒家典籍中的“天”对应于基督教的“上帝”，只是在漫长的岁月和佛道的蛊惑下，儒家才不幸遗忘了上帝的存在。

　　这里，利玛窦采用了一个中国知识人至今仍然常用的策略——以古贬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发现中国人对古老的岁月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越古老便越有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利玛窦在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这种策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利玛窦的传教过程中，天主教很少被指责是对中国传统的破坏。

　　十七世纪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书籍

　　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团体，直接受罗马天主教会控制，他们会定期向教会汇报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利玛窦去世后，有一批传教士回到欧洲汇报工作，他们继续贯彻利玛窦的方针策略，一面歌颂儒家的形象，一面维护儒家和天主教的相容，希望借此说服教皇接受这种特殊的传教策略。

　　教廷内部却很快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尽管传教士们一直强调儒家是一套理性道德学说，教廷还是认为儒家祭祀祖先的仪式是一种偶像崇拜，利玛窦提倡的方法被教廷否定了。

　　与此同时，传教士对儒家的描述在天主教之外的知识人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由于他们无法直接接触中国的儒家思想，只能姑且相信利玛窦的描述——中国儒家并非无神论者。

　　随着传教士把更多的儒家典籍译介到欧洲，天主教以外的知识人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去了解儒家，不仅有先秦经典，他们还知道了宋明理学，这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儒家是有神论的观点。

　　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在《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存在和性质的对话录》一书中，对中国的朱子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拒斥那种认为基督教和儒家相容的观点。

　　马勒伯朗士这种观点在欧洲知识人中相当有代表性，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也在《人类理解原理》中写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主导政务的官员们虽然保持着宗教的外表，但实际内心里都是无神论者”。利玛窦的苦心调和，此刻宣告了失败。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年——1778年)

　　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成了欧洲知识界的共识，这一共识却诡异的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启蒙运动哲人伏尔泰对无神论的中国推崇备至，伏尔泰以反对欧洲教会权威而著称，伏尔泰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哲人不同，并没有从反对教会权威推出反对君主权威的革命性原则，这一原则曾被卡尔·马克思以简洁的口吻所表述：“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

　　相反，伏尔泰对绝对君主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伏尔泰那里，绝对君主制意味着世俗权威不受宗教权威的制约，能够最大化的利用理性从事人类事务。中国是伏尔泰论述这种主张时的绝佳例证，中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作为官方学说的儒家，且中国在历史的河流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稳定性和强大。

　　在伏尔泰的带动下，“绝对君主制的中国”这一观念在欧洲马上流行开来，作为推动社会改革的正面形象被欧洲知识人援引。

　　从利玛窦到伏尔泰，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几经变化，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些形象的变化都和当时人在特定时空下的行动理念有莫大关系。

　　利玛窦为了归化异教徒国家而论证中国儒家是有神论，以同基督教相容;伏尔泰搬出无神论的中国，是为了打击欧洲的宗教权威。在上述例子中，到底是利玛窦的有神论，还是伏尔泰的无神论更接近历史真相，亦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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